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但是在中国山西省，却出现了奇特的一幕：投降后的日军，继续保留武装，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原驻晋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等战犯，继续住着豪华公馆，坐着小轿车，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侨民仍然趾高气扬地从业、生活、兴办学校、组建社团，俨然形成“一个日本人地区”……

　　阎锡山答应给“残留”日军全部连升三级

　　1945年9月上旬日本投降书签字后不久，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流域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一图谋，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和华南等地,日本人“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筹谋，后来也化为泡影。但是在山西省，由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与条件，侵华日军“寄存武力于中国”的“残留”谋划，却在日本投降前后紧张地策划、组织和实施着。“残留”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等重要侵华人物有长期交往的经历。阎奉行“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为世之道。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出于保持地盘，独霸一方的目的，打起了利用投降后的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如意算盘。

　　1945年8月上旬到9月上旬，阎锡山与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就受降一事进行交涉时，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山西”问题。随后，在非常秘密的氛围中开始了谈判，地址选在太原市东缉虎营街保安司令部宿舍。五天之后，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山西军的编制下；阎锡山对“残留”的日军提供优厚条件，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提高三级……

　　六千多日本军人组成部队留了下来

　　1946年初，全国各地投降后的日军背负着战败的自卑感和罪恶感，沮丧地接受遣返和等待遣返；由二战区受降的驻晋日军，却在紧锣密鼓中组建“残留”部队。

　　因事关违反《波茨坦公告》，策划者在名目和形式上费尽了心思。1月12日和1月25日、2月5日，先由阎锡山方面向“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即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发出组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征用令。2月2日、2月8日，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即根据阎锡山的征用令，将征用残留日军的名额分配到下属各部队。

　　至此，第一军下文征集残留军人名额两次共11000名。

　　为适应残留部队长期作战的需要，第一军又以“军事绝密”电文，于1946年2月至3月先后通知下属单位，“援助指导”二战区组建“特务团战车队”、“特务团工作队”、“特务团培训部”、“特务团兽医队”、“特务团医院”。要求相关兵团和单位选出组建负责人，征集残留人员。

　　据合谋社军事组秘书平部朝淳的证词，第一军下达征集残留日本军人的任务，到1946年4月中旬，实际达到数约六千六七百人，第一军高级将领中，原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坂井直俊，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都残留下来，并担任阎锡山的高级军事顾问和残留部队首领。

　　1946年夏，“残留”日军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下。为准备同解放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主体部队又改编为正规军编制的“暂编独立第十总队”。

　　“复兴牌香烟”加“樱花皂”成了宣传品

　　策划、组织者谋想的“残留”目标，是把山西建成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复兴基地，使日本人在山西“牢固地扎根、生存”，在中国社会内营造一个“日本人地区”。因此，在首先实施强有力的军队残留的同时，并着眼于建立残留活动统一体制。据山西日侨俱乐部1947年1月统计数字，除军人外，当时残留日侨数为7279人。

　　在残留活动中，大批日本人进入太原铁路局、晋北矿务局、西北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及下属单位。山西日侨俱乐部委员长，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1942年秋即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残留后又当起了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经理部长。1949年2月，太原解放已成定局，河本大作等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妄想太原解放之后继续残留，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军国主义势力对特务情报活动非常重视。1946年1月，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情报参谋指田国福与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负责，在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资源调查社”，专门从事特务情报活动。之后，又增设第二资源调查社和雁北办事处。残留日军政治部等机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职能之一。

　　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也是“统一体制”的重要内容。在残留日军部队，“纪元节”、“天长节”等纪念活动，被规定在必须的教育事项中。每逢规定的日子，要进行“敕谕奉读”“诏书奉读”和面向宫城“遥拜天皇”。军国主义分子还举行专门仪式，为受处决的战犯“通夜烧香超度”。罪恶的“慰安所”，也重新张贴告示，公然开张。甚至，为了使残留人员念念不忘“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向日本军人、侨民发放的烟卷名为“复兴牌香烟”，出售的香皂名为“樱花皂”。

　　在与解放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

　　日军“残留”山西，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对阎锡山反动军队进行训练，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更直接地参加对人民军队作战，造成新的战争祸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附植于阎锡山军队的残留日军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1947年5月正太战役中，部分残留日军被成建制消灭。特别是1948年至1949年的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残留日军溃不成军，走向最后覆灭。

　　1948年6月至7月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出动全部主力投入战斗。元泉馨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改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前方指挥办公室，亲临前线指挥。整个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山西军节节败退。

　　残留日军7月中旬被包围在太谷、榆次、徐沟间东西约20华里、南北不足10华里的狭小地带。虽拼命组织突围，也只有教导总队司令今村方策带一百多人逃回太原。在徐沟戴李青村，太谷南庄村、小常村、西范村等战斗中，残留日军丢下180余具尸体，有200余人成为俘虏。下属5个团，3个团长被打死，1个团长被俘。骄横狂傲的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也在小常村留下“城陷败走高粱田，翘首苍穹乱雾翻”的绝命诗，被解放军的炮弹击中，又让部下补开一枪，结束了生命。

　　晋中战役后，山西省会太原已岌岌可危，阎锡山反动统治末日来临，残留日军仍在进行最后挣扎。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在阎锡山的“总顾问室”，继续以“总顾问”身份充当反动战争的指导者。为阎锡山制定防御计划，及拆毁民房、扫清视线等战术方案。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打响。从10月上旬至12月上旬，敌我双方展开外围争夺战。残留日军少将岩田清一，指挥东山正面炮兵群，炮击解放军阵地。残留日军教导总队，在轰炸机配合下，使用火炮、轻机枪、手榴弹，与解放军死战硬拼。甚至违反国际法，发射“联二苯”毒气弹，造成解放军战士大量伤亡。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向太原发起总攻，24日攻入城垣，全歼守敌。龟缩于司令部“复兴楼”的残留日军全部做了俘虏。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氰化钾自杀。

　　残留日军主要策划组织者中，澄田睐四郎于1949年2月太原解放前夕，受阎锡山安排化名陈春英潜归日本；岩田清一在太原解放时被捕，后病死于北京监狱；老牌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在太原解放时被捕，1953年老死于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城野宏在太原解放时被捕，1956年6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4年2月提前释放。

　　孔繁芝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