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可以证明很多事。四十四年前，我们班出了个爱管闲事的“老妈子”；四十四年后，“老妈子”还在一如既往地照顾着我们这些老同学。
她是我们班的热心老妈子
算起来，我跟老薛认识有四十四年了。老薛全名薛松，原名叫薛美琴，但她觉得原来的名字太柔弱，不符合自己的性格，就在20岁的时候改了名字，寓意要像松树一样正直、坚强。
1964年，我刚刚初中毕业，一群人进了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十八九岁，都是半大的孩子，而老薛在我们一群人中就显得格外热心，特别爱照顾人。我们不约而同选她当了寝室长。
那时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集体活动，她什么事都安排得不偏不倚，照顾到每个人。明明只比我大几个月，她做事的干练和热心却远远超过了同龄人。那时的我，调皮得很，为此笑话她是我们大家的老妈子。她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外号，一点也不介意。
1965年，学校里闹脑炎，封校一个多月，我们都被关在宿舍里不能外出，憋得慌。作为寝室长，她负责每天从外面接进饭菜，再分给我们。那时候，难得吃回肉，每逢有荤菜，她都尽量多分给我们。吃完饭，她就发动大家侃大山，讲笑话，不知不觉，这段难熬的日子也就轻松过去了。
毕业后，我们这班人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她去了苏州，我去了江西，后来辗转回到南京，渐渐没了联系。再次听说老薛的消息，已经是40年之后。
帮人帮出“绯闻”
不久前的同学聚会上，一则关于老薛的绯闻流传开来：据说她去年一直在照顾当年的一名男同学方国强，甚至在病床前足足照看了5天。“人家又不是没老婆，她咋这么热心啊？”我一听，心里也嘀咕起来：“方国强？他不是当年隔壁班蔡晓铃的对象吗？据说那两人毕业后就结了婚。他关老薛什么事儿？难道他们真有什么瓜葛不成？”我是个直肠子，心急火燎把老薛叫到一边，“快说，你跟那个方国强当年是不是有一腿？”
她一听，大笑起来，随后开始给我们讲一个故事。“4年前，我听说一个老同学患了癌症，就去了医院。这个人，就是老方的爱人蔡晓铃。”蔡晓铃当时卧床不起，在医院住了半年。在这期间，老薛一点不介意她的病，经常送吃送喝，陪她聊天，直到对方出院。
岂料去年，蔡晓铃的丈夫也病倒了，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老薛赶紧发动了另外四个老同学，希望大家一起去照顾他。“请个护工不就得了，干吗非要自己折腾？”有人不理解，对此老薛有不同的看法，“护工早请了，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老朋友的关心胜过良药万千啊。”于是大家商量好，排了一个“值班表”，一人一天，轮流去医院照看。
而轮过一次之后，老薛就接到了其中一人的电话，说临时有事不能去了。“这可怎么办？这个时候总不能让病人失望吧！”她便替别人继续值班。岂料接下来其余的人也都婉言“请辞”……就这样，为了不让病人失望，她一人顶了所有人的班，连续去了5天。病人有些纳闷，咋又是你老薛啊？而蔡晓铃心知肚明，“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老同学？真是苦了老薛你了！”
“原来绯闻就是这么闹出来的！”我们都恍然大悟。
不计前嫌照看“恶人”
虽说我们不少老同学现在还有来往，但像她这样，只要谁有麻烦，不用一声招呼，就主动赶过去帮忙的，还真挑不出第二个。不过更让我佩服的是，她待人一概不计前嫌。哪怕是大家都心有不满的“恶人”，她也都能宽容对待。
当年我们班有个挺厉害的党支部书记，为人比较傲慢，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大家表面上对她很恭敬，但私下都看不惯她的为人和做派，毕业后也就断了往来。
前两年，单位安排我去苏州疗养，老薛乐呵呵地接待了我，第二天，她拉着我说要去看个人。“谁啊？”“还记得不，咱们那党支书。”我一听就不太乐意了，“干吗要去看她呀？”薛松佯装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你呀，小心眼儿！”原来，前不久党支书突然生了场重病，最终好歹抢救了过来，人却成了瘫痪，被送进了福利院。
进病房一看，护士正在给她喂饭呢。只见党支书歪斜着双眼，毫无表情，机械地一口一口往下咽，跟我脑海中神气的模样判若两人。我跟她打招呼，也没有一点反应。护士撇撇嘴说，你别费劲了，她只知道吃喝睡，谁都不认识了。
老薛忍不住叹了口气，“我前阵子来看她也是这样，早点好起来吧！一个人孤零零太可怜了……”后来才陆陆续续听说，党支书这一病，以前那么多的熟人朋友，肯去看她的寥寥无几，甚至连她最好的朋友都没去一次，真应了“人走茶凉”这句老话。到现在隔三岔五去的，只有老薛一个人。“跑得比人家子女还勤快。”这是护士的感慨。
我也活了大半辈子，能有这么一个重情重义的老同学，心里自豪得很。我曾经问过她，怎么老那么不计得失地去帮那些不相干的人，她只是淡淡地说，“谁都有落难的时候，我只是搭把手，举手之劳罢了。”
后来我偶然得知，别看老薛整天乐呵呵的，她的身世其实很苦：她老家在北方，穷得揭不开锅。为了能吃上饱饭，才四五岁丁点儿大的她，被亲娘送到了江南。初懂人事的小孩子经历了这样的变故，心里的苦又有谁清楚？她后来的干练和侠义，跟过去这段经历也不无关系吧。
（应当事人要求，除薛松外，其余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沈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