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

　　[上期回顾]

　　早在1905年，荣氏兄弟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15年，荣氏兄弟自办申新厂，申新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盈利。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进了日本小学课本，他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书生主张变革引起张謇注意

　　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自幼丧父。1900年，17岁的他随哥哥源濂（字静生）东渡日本，自己改名为锐，字旭东。他在日本留学主要靠哥哥照顾，哥哥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之一，梁启超也曾以稿费接济过他。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在老同学何熙曾印象中，他体弱而意志坚强，加入骑马会就是一例。

　　辛亥革命激荡了青年人的感情，当时已留校做助教、过上安适生活的范旭东再也安适不下去了，他趁寒假回国，先是到财政部下属的天津造币厂任总稽核，负责化验银元成色。仅仅两个月，他就受不了官场的腐朽味，萌生退意。正好财政部要派人去欧洲调查盐专卖法、盐厂的制盐设备，需要一个懂工程的人，于是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到德国留学。之后国内有意办新式盐厂，电召他回来。等他回来，政局却起了变化。当时农商总长张謇热衷于盐政改革，在北京组织讨论会，创办《盐政杂志》，主编景本白笔锋犀利，正在批评旧盐制。范旭东主张取消盐专卖，改良盐质，奖励工业用盐，免税等意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黑煤、白盐牵引着学化学出身的他，官办盐厂的计划泡了汤，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干脆辞职，离开政治中心。他到天津海边一带看过几次后，坚定了办厂的决心。

　　在塘沽买地办精盐公司

　　盐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中国人长期以来吃的都是粗盐，被外国人笑为“吃土”。1914年初，一个北方极冷的冬天，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第一次来到塘沽海边，满目疮痍，行人绝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拐脚的小孩张汝谦，叫来带路（以后招到盐厂做艺徒）。他后来回忆：“……大沽口，不是今天的样子。每一块荒地上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就在如此荒凉的塘沽，他买下曾被俄国占领过的一块盐滩，准备办一家民营的精盐公司，从改良盐质做起。当时，绝对没有人能想到，塘沽将在他手里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

　　1914年7月，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政府呈请立案（以后改称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获盐务署批准立案，为期20年，百里之内不准他人另办盐厂。11月29日久大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募集5万股本，分500股，每股100元，他负责一半，景本白等人负责一半。同年12月，久大在塘沽买下13.5亩地。

　　1915年4月的第二届股东大会上，景本白被推选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6月，久大破土动工。这年12月的股份底册上，共446股，实收44600元，还有杨度、刘揆一等人的名字。

　　利用海水的“咸”大做文章

　　塘沽是北京出海最近的门户，沿河临海，河是海河，海是渤海、黄海，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与燃料资源丰富的唐山也很近，是兴办盐碱工业的理想之所。当时的塘沽，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寸草不生，没有青山，没有可耕地，一片裸露的荒凉，但浓厚的海水在强烈的日光下，最适宜晒盐，有取之不尽的咸、腥两味。他就想利用这个“咸”字大做文章，在“盐糊涂”掀起近代工业的浪花。

　　学化学出身的范旭东心中有个蓝图，先以平锅制精盐，等到盐税减免、盐价降低，再以盐为原料办其他化学工业。1916年4月6日，久大西厂正式点火开工，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盐开始在天津上市，商标是五角形的“海王”，取自《管子》，海王星循环运行，寓意自强不息、造福于民，也含有海水宝藏丰富、前途如同海洋这层意思。

　　久大初创，根基未固，厂房最早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四合院，一对烟囱。1917年陈调甫初到塘沽，看到久大一对小烟囱，高不过10米，如蜡烛一般，便问范旭东：“为什么不做大烟囱？”他回答：“因为急于出货，而且塘沽土壤载重力低，怕有问题。”久大初创，他既是经理，又是唯一的技师，他的办公桌是特制的，比普通书桌要长，右边抽屉下另有一个二尺宽的橱可以放铺盖，一物三用，白天在这里办公，做化学实验，夜间搬走文件和仪器，铺开铺盖就是床。一两年后，境况好转，这张三用桌的功能才弱化了。这是1948年李烛尘在南京厂对职工演讲时所描述的。

　　在旧盐商的诅咒中壮大

　　中国盐的销售权历来为少数世袭盐商把持，实际上是官商合伙垄断，分引岸、岗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各有专卖权，据有一方，要冲破这一层很难。旧盐商诅咒久大“不久不大”。久大的法律顾问刘崇佑律师与旧盐商在法律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景本白通过股东杨度，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世凯尝了，觉得好，一高兴，就给了久大5个口岸的销售权，从此久大精盐在长江流域4省（湘、赣、皖、鄂）打开了局面，这几乎是中国盐政史上空前的大事。

　　1916年久大股东会上增资到10万元，此后多次增资，1924年增资到210万（增资以后，老股红利5万按6万结算），106个股东中增加了黎元洪、曹锟、冯玉祥、李思浩、李穆等人。大约开业两年，久大股东除了股息，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的红利。从一开始久大就形成风气，从股东到全体同事，都看重事业，不大计较一己得失。

　　久大创业之初，来自梁启超、范源濂等人的支持不可小看，这个期间，梁启超先后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兼任过盐务署督办，怀抱教育救国梦的范源濂几次出任教育总长。假如没有这个背景，范旭东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是很难想象的。

　　1918年4月，久大接收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这样就和车站、码头直接连在了一起。久大又花了10万元买下三幅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年产粗盐十多万担。久大精盐进入两湖时，范旭东亲自赶到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放鞭炮，迎接从塘沽开来装载着精盐的轮船。久大从最初日产5吨，年利五六十万，到1919年扩建东厂，年产达到6.25万吨，收获更丰。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归还在青岛的全部盐厂，久大以80万元中标，和青岛盐商集资300万元成立“永裕盐业公司”。

　　1923年，久大公司在天津市区法租界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三层西式建筑，平面呈v字形布局，正门是三开间的爱奥尼克巨柱式门廊，四根圆柱，加上一个三角形装饰，很是气派。这是当年久大公司驻津办事处，叫做“久大精盐公司大楼”（现在被一家婚纱影楼租用，门外的装饰有点儿煞风景）。

　　到1925年，久大从一个厂发展到6个厂，年产精盐从最初的3万担增加到50万担，约3万吨，资本从最初的5万元增到250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久大在江苏大浦办了精盐分厂，1936年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总店也从天津迁到上海。这是范旭东未雨绸缪，为中日战争预做安排。此时，久大年产上百万担盐，加上永利、永裕，三家经手的盐合计每年有400多万担，拥有盐田10万亩以上，如果按全国4亿人口计算，每人可以分到“永久黄”团体1斤多盐。曾被预言“不久不大”的久大做到了“又久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