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冯骥才被聘为国务院参事，聘期5年。消息在本周经媒体披露，立即引起网上热议。很多网友对冯骥才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表示欣赏和肯定。也有网友剑走偏锋，提出了“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为什么是冯骥才，不是余秋雨”的疑问。“冯骥才这些年致力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行走于大江南北，考察和了解民间文化保护的现状。他是一个行走于乡村田野，身体力行的文化学者。由冯，让人不由得想到余秋雨。余也是一个文化行者，足迹更是遍及世界各地，思索历史和现实，写出了风靡一时的《文化苦旅》等著作。他也经常介入现实，对现实中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冯和余都是著名作家，都应该算是介入现实的文化人。可是国务院参事室，为什么选择了冯骥才，而不是名声更大的余秋雨呢？”网友跟帖众多，大多挺冯。编者特地约请三位著名的时事评论员，进行了一次不见面的“圆桌会议”，请他们就此发表自己的意见。

　　■余秋雨像一只为盛世唱赞歌的夜莺；冯骥才则像一只乌鸦，在文化领域里的发言一直颇为“聒噪”，参事的性质决定了这工作由乌鸦来做，比夜莺来做更合适。——郭松民

　　■余秋雨说话，就现实性而言，往往漂亮而空洞。而冯骥才的话语，则大胆而直率。仅就这个角度而言，国务院参事，怎么会是余秋雨呢？——肖余恨

　　■冯骥才和余秋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们无疑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他们或者成为官员，或者期盼着与体制能更加亲密。——叶匡政

　　乌鸦的“聒噪”比夜莺的赞歌来得实在

　　郭松民 时事评论员

　　我有点好奇：同样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国务院聘请一个在文化方面建言献策的作家、学者做参事，为什么是冯骥才，而不是余秋雨？相比较而言，余秋雨的名气似乎更大，而且对政府似乎也更为体贴，比如他前一段时间“含泪劝告”，其情殷殷，虽然使不少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这种无微不至，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如果一定要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的话，余似乎更像一只夜莺，是一个能够为盛世唱赞歌的人，而冯呢？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只乌鸦，近几年来他在文化领域里的发言一直颇为“聒噪”，如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他直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亟待接续；针对京剧进校园，他又尖刻批评“全民学京剧成了计划经济”；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他大声疾呼“民间文化需要拨打120”；在国庆黄金周问题上，他更是拍案而起，痛诋“不该只知‘黄金’不知‘国庆’”……虽然同样的其情殷殷，但这种声音，实在说不上悦耳。

　　然而看了参事的职责以后，我又释然了。所谓参事者，参与其事也。在政府内，参事要以个人身份，以“直通车”的方式反映社情民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等等。显然，这种工作的性质，决定了由乌鸦来做，比夜莺来做更合适。因为夜莺的声音虽然悦耳，但有效信息的含量却没有多少，而乌鸦的声音却刚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冯骥才还是一个把根深深扎在中国文化底层的学者。这些年来，他从事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他决心要对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所遗存的所有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做一个地毯式考察，而且一做就是10年。在冯骥才看来，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美好的情感与精神。

　　冯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文化遗产抢救上，他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建议，比如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关于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关于春节假期往前调一天等，其中很多也已经被采纳了，包括地震期间保护羌族文化，建立地震博物馆等等。

　　在中国的文化精英普遍丧失了文化自信，许多人恨不能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情况下，冯骥才的这份执著，不仅难能可贵，而且极有意义——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有经济全球化，还有文化全球化。但全球化的风刮得越猛，我们就越是要搞清楚“我们是谁？”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否则的话就会随波逐流，被刮得不知所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到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去寻找基因和密码，我们还能到哪里寻找呢？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考证出的在抗战时期，卖国的人多穿中式服装，爱国的人多穿西装之类的成果，就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知所云了。

　　虽然不能说参事的作用就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能够发挥其他人所不能发挥的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冯骥才先生已经表示，他将向政府提议加强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多培养传统文化方面的年轻人才，让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体现，让大众了解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让人感到很欣慰，我们唯愿这能够成为重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一步。

　　余秋雨坐而论道，冯骥才直面现实

　　肖余恨 副教授

　　冯骥才作为一名知名作家，在1980年代以《神鞭》等代表作，名噪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城市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文化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政议政。居庙堂之高，冯骥才经常议政建言，在文化江湖，冯也一直奔波呼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抢救。冯经常深入基层，进行田野调查，脚踏实地进行调研、论证。他自掏腰包设立民间文化保护基金，行走于大江南北，考察和了解民间文化保护的现状，然后设法加以保护。冯骥才既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型作家、文化官员，又是一个能够甘于沉寂、做一些默默无闻但又意义重大的工作的文化名流。因此，政府请他做国务院参事，绝不是偶然，也不会有什么争议。

　　假如反过来，如果请的是余秋雨，而不是冯骥才，那舆论一定会沸反盈天了。余秋雨这些年来，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是风头出尽、名利双收。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畅销书，一度遍布大江南北。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余先生也是一个有贡献的人物。但是，余秋雨一直活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且不说他在文革中，有些目前尚末撇清的不光彩经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也是争议不断。他的出生地，被当地政府弄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与他本人脱不了干系。在汶川大地震中，当冯骥才呼吁社会抢救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的羌族文化时，余秋雨则“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识大体、明大理”，不合时宜地表态，激起网民强烈反感，被人直指虚伪、空蹈。

　　余秋雨和冯骥才一样，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都直面现实，时有新论。正如余秋雨被人斥为“文化口红”一样，往往是漂在水面上的文化油珠，而冯骥才则是扎根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株松树。余秋雨自命为“文化旅行者”，他《借我一生》进行《千年一叹》，这种叹息中不乏文化真诚，但更多的是坐而论道，由于崇尚《行者无疆》，不断流转的匆匆脚步，让他的叹息多于思考，特别是缺少针对现实的有建树的思考，在名利的欲海中，他是一个畅游者，这让他的言行，多有漂亮的一掬泡沫，而少沉甸甸的能够引起人们对现实产生的强烈共鸣。余秋雨是飞着的、漂着的、俯视着现世的一个文化“大师”。

　　而冯骥才则不然，“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由于他身居高位，又沉潜民间，挟对文化脉搏的把握，又能够时时与民气相通。其所放言，往往更加真诚、实诚和诚恳。他相对淡泊名利，对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厚。同时，他又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他直言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亟待接续；针对京剧进校园，他又大胆说出“全民学京剧成了计划经济”；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他振臂高呼“民间文化需要拨打120”；在国庆黄金周上，他更是拍案而起，疾呼“不该只知‘黄金’不知‘国庆’”……如此种种，无不直接体现了一名文化学者的良知与焦虑。

　　余秋雨说话，就现实性而言，往往漂亮而空洞。而冯骥才的话语，则大胆而直率。仅就这个角度而言，国务院参事，怎么会是余秋雨呢？当然，做不做参事，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不是参事，余秋雨一样能够像冯参事一样，关注现实，建言社会。因为，参事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而对每一位文化学者来说，都应该肩负起直面社会、拥抱文化的责任。

　　冯骥才和余秋雨的知识分子二人转

　　叶匡政 作家

　　冯骥才被聘为国务院参事，成为第一个吃这只螃蟹的作家，引起了文化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一些讨论。有论者认为，冯骥才成为国务院参事，似乎表明了知识分子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我个人认为，冯骥才的这个新头衔，和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查看一下冯骥才几个现任的头衔，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这些职位，无疑表明冯骥才早已从作家转化成了官员，而且是一些职位较高的官员。他即使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也不过表明一个官员的能力得到了一种新的认可。

　　冯骥才过去是一个作家，现在是一个官员，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这些年来，他虽然在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一个文联副主席应该履行的职责。可是近年来媒体在报道他的一些作为时，总是故意忽略他的官员身份，把他所做的工作视为一个作家的个人所为，也算一件奇怪的事情。冯骥才虽然关心民间文化，但他自己并非一个民间学者，这个简单的事实一定要分清。

　　这次关于新任参事的报道中，据冯骥才自己介绍，他在文化遗产抢救上提出过很多提案，比如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春节假期往前调一天，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工作其实是他另外两个职位必须履行的职责，即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依然与所谓的知识分子责任无关。

　　我们常谈知识分子责任，这里的知识分子，是指并未成为官员的学者、作家或艺术家，而不是他曾经有过的知识分子身份。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与体制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让公众相信他言论的客观与公正性。他将自己的特殊专长和权威，投身于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性思考中。他不仅会对体制的一些不合理作为提出批判，也会对其他知识分子以知识权威的名义滥用权力而进行批判。

　　说到知识分子，人们常常会想起余秋雨，查看他自己提供的简历也很有意思。他所有与体制相关的身份，只提供到了1986年。这份精心拟定的简历，似乎在表明他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就是一个与体制无干的民间学者了。就在人们快要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却又传出上海市委为他授牌大师的新闻，终究表明他依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冯骥才的当选，无疑表明一个官员的力量，还是要超过一个与体制藕断丝连的学者。

　　冯骥才和余秋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们无疑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他们或者成为官员，或者期盼着与体制能更加亲密。无论他们的二人转在舞台上多么绚丽，我只是期望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也能想起一些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

　　当然体制与否，并不是检验知识分子有无责任与作为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