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民告官”案件逐年递增，2007年突破10万件。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朱茂林律师认为，“民告官”案件数量和关注度的上升，深度折射了“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传统的“父官子民”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遭遇“官害”时，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告官”胜算几何？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吴运新律师用5句话概括：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

　　“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因为不能立案即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机关(包括信访部门)之间来回奔走。”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杨应军律师说，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各方关系，律师、法院都在被“协调”之列。

　　迫于各方压力，很多律师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诉讼案件。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根据近5年统计数据，在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中，律师代理率不到50%，法律援助提供率所占比例更低，还不到案件总量的4%。如此，“民告官”立案难便在预料之中，有时，原告还不等立案便已被当地公安机关“请去”。

　　法院在“民告官”案件审理过程中，态度也非常微妙。吴运新说，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有些法院在审案过程中偏袒被告、动员原告撤诉、甚至擅自变更被告等不正当行为并不鲜见。目前行政诉讼中“民”的胜诉率不足三成，某种程度上就与一些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有很大关系。

　　行政诉讼中的执行就更是难上加难。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韩世春律师说，媒体曾报道过全国首例农民状告县政府行政不作为案，法院终审判决县政府履行职责，县政府却作出维持现状的处理决定，这种“作为”无异于“不作为”。那位农民只好再次将县政府告上法庭。由于法院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很多时候“民”即使赢了官司，也难以从“官”那里真正讨回公道。 在很多受访律师看来，“民告官”多一些不见得就是坏事，因为这很可能是时代进步和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民告官”少了反倒很糟糕，因为这很可能是官民之间较少甚至没有沟通渠道的结果。

　　吴运新认为，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就与“民告官”这一法治途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关系。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