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们的高薪是否顺理成章？全球金融危机，使公众对离谱的高薪感到愤怒，一种限制性金融文化正在全球展开。

　　全球史无前例地出现限制高薪潮。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家的不良业绩，使他们必须接受政府资助，既然部分国有化，这些银行家就必须倾听并尊重纳税人愤怒的声音。

　　很清楚，一个国有化的企业，必须接受政府对高管薪酬的约束。目前至少已有6个国家已经或正准备限制高管薪酬。瑞典推出了提供2000亿美元银行担保的计划，参加计划的银行必须限制主要高管的薪酬。德国对受助银行的高管提出了50万欧元（约合67万美元）的年薪上限和其它限制。美国金融业救助计划也限制参与企业的高管薪酬。

　　华尔街过度的奢侈文化也受到清算。高盛在全盛时期的2006年，总报酬支出高达165亿美元，平均每个雇员62.3418万美元。一旦高管豪赌失败，还有 “黄金降落伞”护驾，给美林公司造成季度亏损20亿美元的前首席执行长斯坦利·奥尼尔被迫离职，却拿到“黄金降落伞”——1.6亿美元。把雷曼公司带到破产境地的首席执行长理查·富尔德在过去8年中，拿到的薪金和奖金共计4.8亿美元。

　　我们习惯了银行骄子们在飞机公务舱与五星级饭店享受繁华，但现在，金融服务业已裁员逾140000人，银行家们被要求朴素一些。美林、瑞银、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表示，公司已要求驻亚洲的资深员工减少不必要的出差并改搭经济舱，以削减成本。

　　以往，银行家的奢侈文化受到抨击，总能被轻易化解，因为银行家被认为是财富的创造者。但全球金融危机消解了这一神话，人们发现，这些银行家只不过是在玩弄泡沫而已。“泡沫玩家”的称呼当然苛刻，不过银行家的作用以往被高估，则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以克鲁格曼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首的学者，一直在严厉抨击金融时代贫富差距过大，是美国经济陷入泥潭的罪魁，他们将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时代，与罗斯福新政前的镀金时代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贫富差距过大、剥夺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与文化土壤，既造成了1929年的大萧条，也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现在，这些理论的分贝越来越高，克鲁格曼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趋势下，一些银行家主动求变，几个国家的一些企业高管已开始自愿限制薪酬。德意志银行称，前10位高管将放弃2008年年度奖金，尽管这家德国最大的银行并未计划接受政府的资金。法国—比利时合资银行被迫下台的首席执行长放弃了370万欧元的“黄金降落伞”……

　　与全球形势相比，我国某些银行家们的高薪显得格外触目。我国商业银行、大型券商都是国有控股公司，这些银行家兼任公务员，却要求与华尔街的高薪接轨，接受政府的资金，而拒绝纳税人对其高薪的反对，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并且，这些银行家在政府存贷差等政策保护下取得利益，一旦出海几乎全面亏损，如此收获高薪、期权，真正的企业家应该为此感到脸红，如马明哲率领的平安因为投资失误，被讥为“中国年薪最高的亏损专家”，如此文化既非市场，也非国有，只能说是权贵资本市场化的产物。

　　华尔街有艰苦创业的文化，从大橡树下发展至今，绝非高薪造就，而是市场机制与创新精神相互激励的产物。中国初生的银行家们，显然应该学习创业文化，而不是动辄把高薪等同于市场化挂在嘴上。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