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章太炎的疯……同时，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上期回顾]

　　民国早年，辜鸿铭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英国的毛姆和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到了中国，都一定要见他。在当时的北大，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拖着大辫子的辜鸿铭，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

　　收了政客的贿赂却不办事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据他自己写道，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是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花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讲演门票卖得比梅兰芳的戏票还贵

　　辜氏对洋人的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人性中的丑恶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

　　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为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

　　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西洋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

　　看不惯男女同校提出辞职

　　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的癖好。辜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校，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

　　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汰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

　　主张一夫多妻却很怕自己的老婆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致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牙刷不能公开用！”（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盖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尤以留学生为甚）之吐弃旧学，蔑视国俗。而以感情所激，趋彼极端，力主忠君，长戴辫发，自比遗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乐居彼邦，亦可藉此说明。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

　　民国教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