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光，男，23岁，团员，十三中毕业……这个“孙国光”，在1970年12月被人用钢笔小楷认认真真地登记在“伊盟插队知青花名册”上，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的卷宗里；

　　2008年9月，60多岁的孙国光，真真切切地又站在了令他魂牵梦萦的大草原上，回到了他40年前插队的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

　　花名册依旧在档案馆里沉寂着，2000公里外两鬓已白的孙国光却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翻腾的思绪。40年前，他和无数“知识青年”们一起，从南京出发，奔向全国。滚烫的青春，何处存留？

　　■关键词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老三届]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生产建设兵团]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知青返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南京出发，奔向全国

　　40年前，孙国光是1087人中的一员，这是南京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人数。和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相比，这1087人算不上多。

　　记者尝试着寻找当年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群体，开始后才知道这是一项并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曾经“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早就随着历史消失了，唯一权威而全面的资料来源或许只剩下了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很帮忙，搬来了高高一摞卷宗，牛皮纸的封皮下，每一页纸甚至都显得有些旧而脆，大量的手写资料、文件，铅字印刷的简报，红笔修改的记号，一段一段画线的文字……历史的碎片瞬间扑面而来，很快聚拢成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在这些交错的画面中，内蒙古只不过是场景中的一个。一份又一份的资料显示，南京知识青年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

　　在本省，他们仅淮阴专区就下到洪泽县、淮安县、淮阴县、沭阳县、宿迁县、泗阳县、泗洪县、灌南县、灌云县、涟水县，另外还包括省内其他专区的农村，如镇江、扬州、盐城、南通等，以及南京本市的郊区；去外省，有安徽、河北等；去支边，有新疆、内蒙古、西藏；去建设兵团，有五图河农场、琼港农场、大中农场、黄海农场、云台农场、江心沙农场、大沙河农场、临海农场等等。

　　直线上升的数字

　　翻开厚厚的卷宗，翻了一页，是手绘的统计表，再翻一页，还是！遗憾的是，居然从头到尾没看到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知青总人数的统计，因为当时的统计模式全部以区为单位，所以只能查阅到某一地、某一时间节点的数据。

　　栖霞区的一份情况汇报说，“自去冬今春（全区）就有3596名知识青年，到仪征的龙河、铜山、马集、谢集、刘集、大仪八个公社插队落户。”因为这份档案被归类在1967-1974年之间收录的卷宗里，未单独注明时间，所以无法判断统计数据所指的具体时间，但是从另一份表格中可以判断，应该是在1969年之前。

　　因为，这样的数据显然是在直线上升的，截至1969年4月21日的一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表格中，列出了当时全市九个区知青统计数据，当时栖霞区上山下乡人数已达7234人。全市九个区总计，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93270人、已上山下乡人数85193人、尚未上山下乡人数8077人。

　　建设兵团也是知青们的去向之一，1969年的一份任务分配表显示，全市九个区分配去五图河农场、琼港农场等地的知青人数共计2800人。

　　到了1970年，数字继续在变化，全市九个区“应上山下乡毕业生数”（66届、67届、68届）共计77921人……

　　形形色色的统计表，尽管绝大多数是手绘的，但每一张都工工整整，显然“人数”是最能体现知青们上山下乡是否热情积极的标尺，有按区统计的，有按家庭统计的，还有按街道统计的，中华门街道、二板桥街道、挹江门街道，与其说是比数字，不如说在拼热情。

　　泛黄的纸张里，记忆可否模糊？

　　40年来，出发那天人潮拥挤的南京火车站，总在许多人的梦里挥之不去。无数群众来到这里，欢送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到天地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去。看着档案馆里的影像资料，静止的画面背后似乎还能听到鼎沸的人声，分别时或许有人哭了，或许更多的人沉浸在兴奋中……

　　怎样把几万、十几万知识青年运送到农村和边疆，这对当时的交通运输来说是个难以承受的压力。1970年，南京专门成立了指挥部，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且在全市抽调了240多辆汽车参加运输，专门负责运送知青等各类上山下乡人员，“同时，对所有的运输工具集中使用，统一调度，加速了车、船的周转。”

　　不过，情况似乎还是不那么乐观，乘坐火车、汽车的要好得多，坐船的可轻松不起来，当时船运还是关键的交通工具，“在船运中有的地区又产生了短途运输问题，船只的周转较慢，去灌云的船在去的路上，花了六七天。如水上封冻，船运就更加困难……”

　　记者不知道有没有知青后来回过灌云，当他在高速上以120千米/小时的速度驰骋、最多3小时就抵达灌云时，是否还能想起当年这段已经模糊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在泛黄的纸张里无处不在，点点滴滴尽是历史。“棉布每人15市尺”“棉絮每人2市斤”……从城市到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们，还能记得领“布票”“棉絮票”时的喜悦吗？

　　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烙印般地刻在了每个人的脑海里。“知青安祥兰同志刚来陶利公社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茫茫的沙丘，住的是柳笆房子，走的是脚踪路，再加上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便产生了畏难情绪，她暗暗后悔不该到边疆来……经过学习，她坚定了信心，决心在草原上踩一辈子粪土，干一辈子革命……知青中，有188人担任了会计、保管、教员、赤脚医生、拖拉机手等工作……”这样一些文字，400字一张的稿纸，足足写了有十几页，全部是方方正正的楷体，有些段落有另外一个笔迹的轻微修改。作者并没有落款，不过在今日看来，究竟是谁写的似乎也并不重要，那一个群体，谁的青春不是一样呢？

　　“内蒙古知青花名册”，多少故事在背后

　　“南京插队内蒙古知青花名册”早已被制作成一个单独的卷宗，登记时间是1970年12月。吴小玲，19岁；张军，23岁；田启涛，22岁；赵和林，23岁；朱元智，22岁；冯冰，21岁……他们的身份、文化程度、毕业学校、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每一个空格都填满了。

　　不难看出，这些花名册并非一次完成的，有不同人的笔迹、不同颜色的墨水，还有间或出现的涂改。或许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已经留在了这本卷宗里，且很快就将满40年！

　　他们或许同样不知道，当时为了他们，内蒙古专程来人，从5月26日到6月2日，赶了七八天的路来到南京，进行南京知识青年的“政审”工作。在内蒙古鄂托克旗插队的南京知青共874人，原来分布于南京60个中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客人任务是为知青们进行政审，而朝夕相处却使得他们与南京人的友谊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工作合作”。临别之时，他们洋洋洒洒写下了一份3页纸的“感谢信”：

　　巍巍钟山致谢意，滔滔江水寄深情，回顾这四个多月的共同战斗，我们深深体会到，时间虽短情不短，事情平凡思想高，你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小学生。

　　快报记者 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