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沈乔生来到黑龙江建设北大荒。在七星泡农场，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顶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进山伐木，坐在搓衣板上写字，晚上睡在五六十人的大炕上，这一呆就是10年。回忆起40年前的知青生活，沈乔生说，“我们付出了很多，现在的回想是对青春和磨难的追忆。因为艰辛，故而弥足珍贵。”

　　你走了谁给我们买自行车？

　　1969年3月，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原则，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1967届初中生沈乔生被安排去黑龙江七星泡农场插队。七星泡农场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天津和哈尔滨3个城市，共计两万余人。

　　在沈乔生看来，城市青年来到乡村的主要作用是传播了新文化，创建了一条“丝绸之路”，把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包括各种工具和消费品——带到乡村。

　　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青年带去北大荒的东西在北大荒是很“吃香”的，比如羊毛衫、香皂、奶糖，也有少数人把缝纫机带了过去。农场职工都很兴奋，他们从没见过这些东西，当时最抢手的“两大样”是上海的钻石牌手表和永久、凤凰牌自行车。

　　沈乔生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奉贤当工会主席，每年那个同学都要父亲去买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还是要凭“票”买的，每次农场更换新领导，这个同学都会送上一辆自行车，这样前后一共买了七八辆。以致后来这位同学想考大学离开农场的时候，领导不让他走，说你走了谁给我们买自行车呢？

　　零下40℃的北大荒

　　黑龙江七星泡农场的知青共有2万多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对这些来自城市的孩子来说，建设边疆的理想是朦胧的，而生活是很实际的。在靠近最冷的地方生活，最难忍受的是严寒。每天凌晨5点，农工就来喊大家起床，一起进山伐木，刺骨的冷空气像玻璃纤维般划过男孩女孩们的面庞。带出去做干粮的馒头系在腰间，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拿起来几乎可以砸死人。到了吃饭时间，知青们找些树枝架起火堆烘烤馒头。馒头从外面开始变软，烤一层吃一层，直到最后吃完。没有饮用水，有人伸出舌头舔雪，干冷的空气中，舌头粘在雪块上，一扯就掉一层皮。谈起过去的生活，沈乔生说女孩有时候比男孩更坚强，她们身穿绿黄色的紧身棉袄，汗水从棉袄里渗出，遇到外界的冷空气，立刻凝结成一条条冰柱，粘在衣服外面。

　　沈乔生在农场时一直担任排长，排长的工作就是每天带领大家一起去劳动，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劳动模范。回忆起北大荒的生活，沈乔生说知青们在农场非常顽强，他们吃苦耐劳，养鸡、盖房子，样样活儿都学得很出色，当地青年对他们也充满感情。虽然在城市里每个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但大家觉得经历过北大荒的生活，以后回到城市，随便什么样困难都能克服。

　　其实，大部分知青返城后的命运都不太好，他们的生命中实在没有多少华彩乐章，也正因为这样，北大荒对他们来说成为值得自豪的青春岁月，因为艰辛所以精彩。

　　趴在炕上写小说

　　与大多数知青后来的命运相比，沈乔生是幸运的，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即使在北大荒，部分知青仍没有放弃学习。七星泡农场第一分场的知青，部分来自上海的徐汇中学和南阳模范中学，整体来说英语水平比较好。他们坚持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对话，约定谁都不可以说中文，否则就要拿出一分钱扔在集体储蓄罐里，当时的一分钱就好比现在的一块钱。后来这批人有的成为高校英语系的骨干教授，有的去了国外，发展得相当好。

　　沈乔生在七星泡农场第十一分场，他痴迷的是外国长篇小说，记忆犹新的是梅里美的《卡门》和《高龙巴》。他觉得梅里美的文笔很“精致”，并由此判断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除梅里美以外，他还读了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觉得雨果的作品情节感强烈，能够抓住人心，文字有强烈的震撼力。不过，沈乔生当时最喜欢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现在他都觉得这是影响他一生的作家，《白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罪与罚》等作品里主人公内心的百转千折、苦苦挣扎深深吸引了他。相比之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在这个年轻人看来节奏过于舒缓，只有《安娜·卡列尼娜》还比较好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乔生开始写作。北大荒的知青宿舍是南北大炕的格局，房间两边的通铺上各睡二三十人。闲暇时间，别的知青在打牌，沈乔生就搬一个铁桶，底朝天放在炕前，上面再放一块搓衣板，人坐在搓衣板上，上身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小说，他还买来廉价的毛笔和墨水，在炕上练习颜体书法，这一习惯从8岁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

　　因为钟情写作，沈乔生很快被调到七星泡场部宣传科。农场并不在乎他的“资本家”成分，只觉得这个男孩实在，就让他来写所有的公文、广播稿和宣传资料。

　　通过高考返城

　　恢复高考的政策出台后，考上大学成为知青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出路。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的竞争程度近乎“惨烈”，全国范围录取率是3％。七星泡农场2万知青，去上海读书的名额只有两三个，中文系名额只有1个，堪称凤毛麟角。如果不是各门功课都在85－90分之间，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

　　1976年11月第一场高考，沈乔生在上海申请病退没能参加，却因为在场部宣传科工作被邀请去批改高考语文卷，阴差阳错地了解到高考的各种评分标准。并且在阅卷组，他遇见了生命中的一个“贵人”。“贵人”是国民党留守人员的孩子，比沈乔生大10岁，出生在黑龙江，是个理科生，而文化修养极好，每天早晨3点钟起床，点着蜡烛翻译狄更斯原版的《双城记》。沈乔生当时的数学程度只有初中水平，于是他也每天3点起床复习数学，有不懂的问题就赶紧请教身边这个来之不易的朋友。

　　为了参加高考，沈乔生用尽浑身解数，甚至预先准备了七八篇作文，对付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沈乔生被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他的“贵人”朋友考取了北京中科院。

　　跨越40年的知青情结

　　为了爱情，198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沈乔生来到南京定居，现在他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作之余，跟曾经一起插队黑龙江的知青联系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去年，同在黑龙江七星泡农场插队的上海知青相约故地重游，找到了当时的指导员尹保权。故友相逢，尹保权居然能够准确地叫出第十一分队100多个知青每个人的名字。曾在第十一分队插队的一位上海女知青身患癌症，第十一分队大多数知青自发聚集到一起，把她送进病房，嘘寒问暖，直到这位女知青病情好转。而这位女知青回到上海后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力推动“上海知青网”的建设。快报记者 苑纯洁

　　人物：沈乔生

　　上海人。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9年赴黑龙江七星泡农场插队务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股民日记》、《白楼梦》、《就赌这一次》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界奖”、紫金山长篇小说奖”等各种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