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副市长徐志彪透露，广州今年年底将出台吸引海归的新政策，海归子女入学将比广州居民更优惠，而医疗卫生也将有特别优惠的政策。

　　（9月18日《南方日报》）

　　如今，城市的发展源于国家层面的“特殊优惠政策”已渐趋消失。城市之间的竞争变为人才竞争，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这正应了那句话：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

　　然而人才竞争不是无序竞争，各地纷纷超越法律去赋予“人才”某种特权，尤其需要警惕。人才竞争更不能伤害到法治与公平的底线，更不能伤害“平等权”这一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

　　以广州这个“海归子女入学比广州居民更优惠”作为案例，我们有理由提出质疑：难道宪法所赋予给每一位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可以经由政策的安排，而任意“优惠”的吗？我们应当承认在受教育权上，因为地域所带来的事实上不平等。而由某地方政府依自己的主观成见将其居民划为几类，并人为制造出不平等，这将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当这种不平等加诸孩子身上时，我们更将无法向孩子们解释宪法上所明文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

　　曾有学者指出，时下之中国需要一场新文艺复兴。笔者无意为这一观点作注，但时下之中国需要普及法治常识和平等理念，却极其必要且紧迫。

　　不用去追溯古希腊哲学中“平等的正义”，只说“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这一原则的通常解释是：承认具体的每一个人由于他们天然差别，如种族、性别、门第、天资，而不能做到完全平等的前提下，认为独立、自由的人格主体则应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其宗旨在于保障所有公民都有一个平等的起点，即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参与社会竞争。以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解释：海归子女的家庭背景较之本地居民通常来说更为优越，但法律上的“平等权”（包括受教育的平等权）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使双方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这个机会，使相对弱势的一方可以通过努力来缩小与强势一方的差距。如果法律和政策均不支持这样的平等竞争，相反却处处要为强势者“锦上添花”，这样的社会只能形成新时代的“世袭制”。

　　宪法是一部“限权之法”。宪法指向的对象是公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确立，也正是要防范行政权擅自越位，人为制造特权。一个公司重金礼聘人才，这是用金钱为媒介来表达雇主对被雇佣者能力的认可。一个地方政府却不能用特权去认可人才的价值。坚持以特权招揽人才的结果也许会恰恰相反。

　　对于海归人员来说，他们在海外通常都受过法治精神的熏陶，我相信对于这种“特权制”不仅不能吸引真正有能力有才华的海归人员，反而会加深他们的误解——一个连宪法都不尊重的城市，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地方政府欲吸引人才，倒不妨试着去努力践行法治，拓宽民主监督，打造出良好的城市软环境，这才是吸引人才最关键的因素。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