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之后北京是否要将单双号出行制度化，最近引起了舆论的持续热议。按照赞同方例如学者秋风的观点，个人在某一时期较多占用道路的事实，也不能变成一种私法意义上的路权，城市管理者可以基于公共利益考虑调整路权分配，但要经过严格的民主程序；反对方例如学者蔡定剑认为，单双号限行关系到侵犯私人财产，它限制了财产的使用价值，是不能通过民主投票方式来解决；也有反对者提出，这还涉及到一个“法律不溯既往”的问题——政府只能对法律生效后新置车辆实行单双号限行。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限行是对路权的限制还是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如果是对路权的限制，那么就是对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当然可以通过民主表决；如果是对财产权的限制，那么财产权是一项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大多数人的表决并不能随意剥夺私人的权利。

　　从表面来看，限行只是规定汽车在一定时间不能在路上行使，它是对于路权的限制，但实际上，车主的路权，本身就是车主汽车财产权延伸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讲，路权是汽车财产权的附属权利，因为汽车的主要功能就是上路行驶。举个例子来说，房屋主要的功能是居住，但现在开发商为了达到拆迁的目的，将房屋四周的去路堵塞，断水、断电，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房主所有权的侵犯。所以，认为限行只是对路权的限制，没有看到其背后对财产权的限制，是不对的，根本上说，限行就是对财产权的间接限制。

　　但车主的财产权是不是就一定不能通过民主表决的形式来限制呢？并非如此。现代社会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不是绝对化的，为了公共利益，法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适当限制。《物权法》就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由于单双号限行涉及交通、污染等重大公共利益，所以是可以对车主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的，关键在于必须充分讨论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如果通过法律规定推行单双号限行，在法律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公共利益”对车主私有财产的部分征收，那么也就自然涉及到“合理补偿”的问题。至于标准是什么，可以讨论，比如减免购置税、养路费，给予相应的补贴，等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要出台限行法律，那就应该明确规定：法律生效后新置车辆实行单双号限行。这就不涉及到对私人财产的征收问题，正如立法对枪支和管制刀具进行限制一样，公民在购车前已然知晓并有选择权。因此，公民在购车后，当然应当遵守法律关于限行的规定。

　　（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