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涉嫌受贿被双规，知情人士称，郭京毅受贿，并非如此前传言所指涉及某个特定的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如果郭京毅的这个受贿罪被认定，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也可能成为中国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

　　（9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受贿，而且还是中国第一起，让人感觉很玄乎，其实说白了就是立法腐败。以往人们常见的立法腐败，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导立法，实现“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将政府部门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合法化。从现在初步披露的情况看，郭京毅案揭示的是另一种立法腐败，即官员使得制定、修改的法律对政府部门之外的某些利益群体有利，同时官员“有功而受禄”，以各种形式享用这些利益群体奉上的好处。

　　如此说来，所谓“郭京毅问题”，不过是他在参与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制定与修改的过程中，一边拿了利益群体的好处，一边在法律中为这些利益群体夹带私货。故此，与防止部门主导立法过程中的立法腐败一样，要有效防止“郭京毅问题”，也必须扩大立法民主，强化立法过程中权力制衡，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立法被人夹带私货。

　　扩大立法民主的关键，在于人大全方位行使立法权，尽量不要将部分立法权（如法律起草）让渡给相关政府部门或利益群体，以防止他们在其中夹带私货。此外，人大作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以“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制约“行政机关的立法权”——主要是监督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发挥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作用，阻止一些严重不公的行政规章出台。此外，扩大立法民主还需强化公民参与。一是《立法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逐步增加向社会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数量，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另一个是所谓“精英参与”渠道，包括邀请专业人士参与起草法律法规或提供专业咨询，以及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专业人士或专业组织起草。

　　大众参与有利于立法过程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精英参与则有利于保证立法的专业水平。这样一来，通过大众与大众、精英与精英、大众与精英进行充分的交融与博弈，就能有效消解某些强势群体对立法过程的不正当影响，减少部门腐败和官员腐败这两种立法腐败，使最后通过的法律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共利益，避免成为某些强势群体的“私货装载机”。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文集《英俊的丑角》等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