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张艺谋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就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中学时，老师让有绘画天分的张艺谋负责黑板报。但是很快，张艺谋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挑战者肖华，是一个从北京转学来的女孩。

　　前后一年时间里，张艺谋和肖华两人的这棵爱情树已经悄悄长成了。

　　1966年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肖华曾和同学们一起去省委门前看静坐，也去看大辩论。到了10月份，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她便串联去了。此后两年时间，她再也没有见到张艺谋，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迹，地址是对的，门牌号却不对。她所住的院子是118号，可信封上写的却是50号。发信人地址仅仅两个字：西安。打开信封，终于知道了发信人，竟然是张艺谋。

　　张艺谋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同学们都不了解情况，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听说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托她了解一下。

　　肖华的父母是一般干部，对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她自己都在为此着急呢。她给他回了信，然后就有些困惑：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门牌号又为什么搞错了？门牌号错了之后，她为什么又能收到信？为此，她特意跑到大门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见鬼了：门上分明是50号。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月前才换的。后来，张艺谋告诉肖华，有一次他曾尾随她，所以知道她住在这个院子里。发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门牌号码。

　　几天后，张艺谋的回信到了，这次不再有“祝……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美丽的……”尽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从书上借来的，可正是这些句子，又一次拨动了肖华心中的弦。她还没有回信，他的信又来了。信中讨论“上山下乡”的事，并且约她去他家面谈。

　　肖华回忆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线条遒劲有力，隐隐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

　　肖华犹疑片刻，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开门的正是张艺谋，他在屋里看到她来了，便赶紧来开门。从此开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别，他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过爱之类的话，但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恋爱，并且彼此默认。年轻男女，那一层薄纸带着某种诗意；张艺谋始终未去捅破那层纸，实际上，那层纸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存在了。

　　有一天，他们聊的时间长了，天不知不觉就黑了下来。他们都坐在那里没动，谁也没去开灯，甚至对黑暗有一种期待。坐了一会儿，张艺谋壮着胆子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一下。肖华觉得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她浑身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激动得直想流泪。她其实很想他将她搂进怀里，给她更多的温暖和抚慰。可是他没有，还掩饰地把她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便将手缩了回去，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别。离开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动手动脚，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1968年12月26日，张艺谋、肖华和另外两个朋友登上汽车离开了西安，来到乾县杨汉公社，随后他们被分到北倪大队。此时，大队已经聚了很多人，都是奉命来领知青的生产队长。农民是现实的，让他们挑人，他们只挑身强力壮的。张艺谋第一批被挑上了，肖华却被晾在了一边。张艺谋果然大胆，他来这里就是要和肖华在一起，要照顾肖华，所以他提出条件，指着肖华、刘全、李广平说：“我们4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生产队长看了看另外3个人，摇摇头走开了。直到最后，剩下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人家也没有选择的资本。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跟着这个队长一起走了。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到肖华他们的房子里来，找她聊天。

　　农忙一过，再没有多少事干，乡村晚上又没有娱乐活动，倒是成全了这一对恋人。他们整夜都在一起，聊到深夜，两人都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舍不得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有一天，张艺谋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对你说的。”肖华一下子慌了，不知道他瞒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说出口的到底是怎样山崩地裂的事。“我家成分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她暗中舒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会的，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他近乎粗暴地说：“不会，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他撇开她，倒在一旁哭了。她也哭了。此时，她不知怎样安慰他，除了亲吻他。

　　1970年的夏天，肖华的饭量减少，身体消瘦，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张艺谋的母亲是医生，他也因此更懂得医学方面的常识。他认为这种症状是肝炎，于是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这一说，可把肖华吓坏了。她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张艺谋。张艺谋带着肖华，回西安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值很多。这还没到可以开病假休息的标准，只得拿了些药，返回村里。张艺谋会打针。

　　肝病是富贵病，一定要吃好。在当年的中国农村，一个强壮劳力一天才能挣到三角钱，能吃饱饭实属不易，哪里还能顾得上营养？农村里，猪肉定量供应；鸡嘛，那是不准多养的，一般人家可以养几只鸡，既不卖也不吃，留着生蛋卖钱。为了给肖华增加营养，张艺谋四处想办法，后来打听到村里有一位女社员家里养了一只奶山羊，原准备给孩子喂奶的，可因为家里穷，连饲料都供不上。张艺谋跑去和她商量，由他供应饲料，产出的奶分一碗给肖华。

　　像张艺谋这样体贴的男人，确实难得。肖华觉得能够和他共患难，也就特别满足。但是，这种两情相悦的日子并没有能长久，1970年，招工也开始了。

　　张艺谋、肖华他们似乎比北大荒的那些知青幸运得多，那些知青一呆就是8年，他们才仅仅3年。第一批来招的是铁路工，全大队3个名额，全是要男的。张艺谋被推荐了，结果人家只要走了两个人，另一个名额浪费了，显然因为张艺谋的出身把招工干部吓退了。1971年初夏，第二批招工开始了。最初来的是四○八厂，生产队又一次推荐了张艺谋，女的推荐了李广平。可他们两人都不是太乐观，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