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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任正非，行业内人士可能会肃然起敬或是表情复杂。如果你在大街上向普通市民做调查，很可能对方会非常茫然。这位低调的华为总裁，改变全球行业规则的人近年来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他，中国企业开始具有了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与洋人一决高下的勇气。任正非，这个军人出身的IT业总裁，制造了怎样的传奇经历？

　　[上期回顾]

　　2003年1月，美国思科公司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正式提出侵权诉讼。任正非迅速应对，2004年7月，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协议，事件暂且告一段落。此后，一向作风低调的任正非进入公众视线。2005年《时代》周刊评选出年度影响世界的100位名人中，任正非成为“商界巨子”组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任正非祖籍浙江金华浦江县黄宅镇任店村，他曾陪父母回过浦江县城，但没有到过老家。

　　任正非的家族并非文化世家，爷爷任三和是做金华火腿的乡间厨师，他的子女们除了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外都没有读过书。任摩逊1910年出生，由于执著要求才获准读了书，也是家中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文化人。1931年任摩逊进入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在求学期间正值日本入侵东北，救亡运动高涨，他和很多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于父母相继病逝，1934年任摩逊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回到老家后曾在职业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时期，任摩逊在同乡的介绍下到位于广州的42厂任会计，这是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他身在兵工厂却认同共产党的观点，积极宣传抗日，组织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后来读书会中有相当多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高级干部。由于战争，工厂经广西辗转迁到贵州桐梓。1944年任摩逊送家眷回乡定居，避开特务追捕后悄然回到贵州，自此长期在异乡生活，直到1995年才回到阔别半世纪的家乡观光，不久去世。

　　在贵州，任摩逊和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结了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这里属于喀斯特石灰岩地形，风景优美，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坐落在那里，然而经济非常落后。

　　任摩逊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但政治立场上一直站在共产党一边。贵州解放后他加入土改工作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冒着冷枪开展工作，后又参与筹建学校，担任了多年的专科学校校长。虽然任摩逊较早参加进步活动，但因为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和在国民党兵工厂干过，并不受信任，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接受改造，反复交代思想问题，直到1958年才被批准入党。

　　在“文革”时期，任摩逊因为历史问题饱受磨难。掌权者认为他当初积极要求进步是为了隐藏起来伺机而动。任正非的母亲自学成才成为学校里的普通教师，一生陪伴丈夫在贫困山区从事教育事业。夫妻俩谨言慎行，埋头忘我工作，以至于无暇顾及孩子。任正非认为父亲尽职尽责一生但未能充分发挥才能，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

　　任正非的青少年时代在极度贫寒中度过。全家9口人全靠父母的微薄收入度日，任摩逊还要给老家的家眷寄生活费。家里几个人合用一条棉被，在地坑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任正非在家时没穿过衬衣，即便是夏天也穿厚外衣。因为上学的孩子多，每到交费的日子母亲就开始为学费发愁，经常要到处向人借钱来维持，而且常常借不到，因为别人也一样困难。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依然坚持让7个孩子都读书，没有让他们放弃学业帮助支撑家庭。历经磨难，1963年任正非终于依靠自己的勤奋和父母的鼓励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如果说任正非的童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话，那么他的青年时代则是在“文革”的风雨中度过的。

　　因为父亲被审查的缘故，蜂拥而起的各派红卫兵组织都把任正非拒之门外，戴不上象征革命身份的红袖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只能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很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

　　武斗爆发后的枪林弹雨着实使人恐慌，为了躲避武斗任正非从重庆扒火车回家，结果因为逃票挨了打，被推下火车，经过千辛万苦才在半夜徒步走回家中。此时家中的实际境遇比饥荒时期还困难，父亲被罚做苦工，每月生活费不过10元左右，仅能维持起码的生存。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和耳聋，还要给父亲送饭，帮他抄检查，名副其实的相濡以沫。弟妹们因生活所迫失学，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挖沙子、抬土方维系生活，甚至面临工地塌方的生命危险。

　　看到久别的儿子回家，父母吃惊之余来不及心疼就催促他第二天一早回去，免得受牵连影响前途。在父母看来，枪林弹雨虽可怕，不如政治影响决定人的一生命运可怕。终日在泥水里劳作的父亲脱下脚上的旧皮鞋给任正非，他未及多想穿上鞋匆匆离家，过后内心常常产生自责，深感父亲的不易。临走时，父亲的一句话对任正非赋予了重托：“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他牢记着父亲的话，回到重庆在枪炮声中坐下来埋头读书。武斗中同样有很多人在躲避武斗做逍遥派，任正非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从他们那里获取学习资源。

　　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任正非和同时代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内心深处时刻保持警惕，谨言慎行，不随便相信别人，终其一生充满着忧患意识，试图通过不断拼搏摆脱自己的宿命处境，从而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而时代的烙印又使他们仍然保有对民族苦难的感同身受，滋生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奋斗意识，希望国家强大。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任正非刻意保持低调，但又希望得到国家的认可，处处用国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要求自己。

　　按学制任正非本该1967年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工作。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到1968年6月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进行分配。这次分配坚持面向基层的方针，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去当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但任正非毕业之后就直接应征入伍，成了当时受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由工人、农民和军人所主导，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是最现实的选择。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说来也是出于侥幸，父亲的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结论，当时整个中国已经有千千万万干部被打倒，任正非就显得不孤立了。任正非的好学给他加了不少分，部队需要技术兵，任正非得以穿上了军装，成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直到1982年转业，他在军队里度过了人生最好的14个年头。

　　入伍不久，任正非所在部队奉调参加一项军事工程，这是60年代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备战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工程就位于任正非的家乡贵州，这使他非常兴奋，虽然因为忙于施工不能随时回家。

　　因为没有荒废自己，在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任正非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部队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展工程建设，陆续完成了包括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在内的几十个建设项目。1970年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增添了新的成员，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任正非在部队时努力工作，有很多技术创新和发明，只是因为父亲的“政治原因”，使得他多年与应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即使是他所领导的战士们每年都大批立功受奖，他这个领导者也从未受到过嘉奖。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总结说：“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