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30日陕西省政府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整风大会上，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在底下打瞌睡。有网友调侃：陕西从“老虎门”陷入了“瞌睡门”。陕西省某厅处长王正（化名）是与会者之一，他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有的靠着座椅紧闭双眼，有的双臂做枕趴在桌子上，有的将头仰在椅背上打呼噜，有的则用手撑着头不时猛地下冲，可谓睡态百出。”
“‘瞌睡门’事件来得有些突然。”7月3日，陕西省某厅处长王正在办公室对记者说，“这种会上，听会的人打瞌睡太正常了，我们机关的人也早已习以为常。”
王正所指的“这种会”是陕西省政府6月30日下午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省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处长以上负责人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虽然规模之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但内容与其他的务虚会没有什么两样。”
“虎照”事件公布调查结果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王正到办公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下午2点半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汲取‘虎照门’事件教训，安排部署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不得缺席。”放下电话，王正随口咕噜了一句，“这有啥好开会的，教训不是明摆着嘛。”
王正提前十几分钟进入会场，“两层的大会场已坐了不少人，我找了个边上位置。”王正说，“坐边上，主要是听得不耐烦时，可以随时出去活动活动。”
下午2时30分，会议准时召开，“我环顾一下四周，人头黑压压的一片，会场基本座无虚席。”会议开始20多分钟，坐在王正前面的两位男子就斜歪着头打起了呼噜。“这时候，有记者过来拍照，我在后面用手指戳了一下前面人的后背，对方停止了呼噜，但动了一下身体后，换了一个姿势又歪头睡去，闪光灯直闪都没能叫醒他。”王正见状，便起身走出会场。
“可能是夏天，大会场里又阴凉，人特别容易产生睡意。”向外走的一百多米路上，王正发现打瞌睡的人很多，“有的靠着座椅紧闭双眼，有的双臂做枕趴在桌子上，有的将头仰在椅背上打呼噜，有的则用手撑着头不时猛地下冲，可谓睡态百出。”
王正在外面抽了一支香烟后，再次回到会场，“前面的那位老兄竟然还在大睡。”
7月1日，国内上百家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重要会议，但与陕西省内媒体的“异口同声”——传达会议内容和精神相比，省外媒体则更多地关注了会场上的打瞌睡“盛景”。
陕西省委原书记安启元——
陕西“失守”，主要责任还在一些领导身上
“‘虎照’丢了陕西人的脸，伤了陕西人的心。”全国政协原常委、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安启元对“虎照”事件一直十分关注，7月3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作假并不高明的‘虎照’能够折腾8个多月，政府那么多把关部门失守，我看，主要责任还在一些领导身上。”
安启元说，“虎照”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的机关作风和干部素质，陕西的一些机关干部工作浮躁，为了出政绩，有时候会不择手段。同时，也反映出政府行政缺乏民主，做事缺乏阳光，接受舆论和社会的监督不够。“刚公布的查处结果就受到质疑，对一些核心问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一些部门和领导对记者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我看，根子还是在思想上，没把整风会上所说的落到实处，没把群众真正放在心坎上。”
对于“瞌睡门”事件，安启元认为，“开会打瞌睡，会风不好，不光是几个打瞌睡的干部问题，我想领导更有责任。现在的会议，许多是形式大于内容，套话、空话、废话太多，参会者不打瞌睡才怪。”
安启元195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先后担任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国家地震局、西安市委、陕西省委等领导职务。“我这一生参加过也主持过许多次会议，对会议感受特别深。个人认为，现在的会议太多，形式主义严重，到了该改革的时候。”安启元说，“很多会议，精彩、实质的内容就那么一段，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讲完，但却要铺垫空谈一大堆，最终耗掉大家很长时间，一些人坐在那里听久了就会犯困就会打瞌睡。所以，开会打瞌睡现象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板子打在参会者身上，我们的领导更应反躬自问，更应带头改变思想，少讲形式，更应注重会议内容实效，去掉会议中的套话、空话、废话。”
安启元说：“从‘虎照’作假到会上干部打瞌睡，充分暴露了一些行政部门工作的不足和干部队伍法律意识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工作作风浮躁。“到了该好好整顿机关作风的关键时候了，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严格整风了。整风切不可搞形式走过场，一定要脚踏实地，少说多做，把每一件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如果只将希望寄托在会议上喊喊，媒体上叫叫，那么陕西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虎照’丑闻。”
以酷评著称的陕西诗人伊沙——
好大喜功的“妄想症”连累了陕西人
著名诗人、西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伊沙这几天一直上网了解“虎照”和“整风”的情况，对于处级以上干部千人大会上一些干部打瞌睡被媒体曝光的现象，他表示，“没有必要苛求这些打瞌睡的人，应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对‘虎照’真相的探究上。”
伊沙认为，在公布“虎照”结果和处理意见后，再开一个千人大会，再大谈特谈“虎照”事件，口口声声整饬机关作风，会议本身就有形式主义之嫌。“许多会议，只是宣读一下上级或同级的文件，讲一讲这意义那重要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说实话，如果换上我是与会者，这样的会议也会成为我的催眠曲。”
伊沙说：公众早就认识到，周正龙不过是一个演员，如果仅对一个演员绳之以法，而放任其背后的导演、策划，那么即使再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都有点不着边际，虚晃一枪。“千人大会”上打瞌睡的官员固然不该，但如果因为维护一些造假者，通过整风运动“株连”其他与华南虎照不相干的官员，那么他们打瞌睡也理应得到原谅。
伊沙说，一件事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看似偶然，实际上背后都有一定原因的。不论是“虎照门”还是“瞌睡门”，都折射出了陕西地域文化和现行的体制之弊。“我从小到大都在陕西，对陕西的地域文化还算比较了解，‘虎照’风波出来时，和我一样了解陕西的本地人都不觉得诧异，反而认为很正常。”由于地域原因，陕北和关中的人偏于保守、守旧，而一部分陕南人则更富于冒险，敢于向外折腾，投机心理较重，恨不得一夜成名震动全球。而目前的行政体制上的漏洞和弊端，为他们实现这些妄想提供了可能。
伊沙认为荒诞的事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要关注研究“虎照”事件中参与人的心态和心理。“这么拙劣的一个骗局能蒙蔽那么多人，而且有的还是专家、高官，不能不让人三思。”伊沙说：“虎照”事件还折射出国民心态，每一个参与进去的人甚至关注的人心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想借着‘虎照’出名，有的想趁机牟利，有的想捞政绩，有的则想炒作并娱乐化……”
伊沙说，陕西经济落后，体制僵化保守，传统官场色彩非常浓厚，所以出现一些官员面对媒体的“失态”和“躲避”，都是在情理和现实之中的。要杜绝“虎照”类似事件再现，就必须改革现行体制的弊病，完善健全体制，只有体制健全了，监督措施再跟上，就能防患于未然。
快报记者 刘向红
■记者手记
打太极的西安
吃过许多闭门羹，但这趟西安之行算是做记者以来吃得最多的一次。
从7月1日踏上西安这片古老的土地，到7月4日离开，中间去了十几个行政部门，不求热情接待笑脸相迎，许多部门连门都不让进，一听说是采访“虎照”事件，一个个神情瞬变，如临大敌。哪怕获取一点点信息都成了难以企及的奢望。
门进不了，只好打电话联系。但同样难逃闭门羹，对方谨慎而客气地使用着“外交辞令”——“采访先要通过政府新闻办”；而找到新闻办，迎来的却是一记“太极拳”——“政府有活动和新闻发布时，我们牵个线，为媒体提供一个平台，‘虎照’事件的具体情况，你应该直接去采访具体承办的相关部门。”记者又被推回原点。
无奈，记者动用私人关系，找朋友从中帮忙，最终有几个官员答应相见，但前提是不能谈话“泄密”，更不能将他们的单位和名字写进文中。一位处长同情记者，“你来得真不是时候，奥运圣火这几天正好在陕西境内传递，为了营造和谐稳定的氛围，领导多次明令有关部门不得向媒体介绍和谈论‘虎照’及相关话题。”另一位领导告诉记者，有关部门本以为公布“虎照”调查结果，处理一批责任人，再大规模整一次风，就能使“虎照门”画上句号，就能重塑行政机关新形象。但事实的发展与一些领导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没能结束“虎照门”，反而引来更多的质疑和批评。
面对汹涌而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声，参与“虎照”查处的有关行政部门没有继续向前，积极释疑解惑，而是又退回到“虎照”结果公布前的状态——或躲避或沉默或正在调查。当地一位官员形容目前有关部门的态度是“消极应对舆论，久拖企图过关。”在6月30日的处级以上干部千人大会上，陕西省一位副省长痛陈机关积弊后，要求下属接受舆论监督，迅速整风，重塑形象。言犹在耳，但散会后，有关部门面对媒体“涛声依旧”，面对雷鸣般的众多谏言，“我自岿然不动”。
在西安的4天里，记者一直在想，陕西行政部门究竟怎么了？难道“虎照”背后真有着更惊人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当地的一些有识之士和记者交流时，都对有关行政部门在“虎照”中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表现十分不满。一位陕西土生土长的学者告诉记者，陕西经济落后，思想封闭，传统官场的那些封建色彩很浓，遇到重要事情，如果领导没有发话和下结论，下面的人都不敢轻易发言。也许这就是“虎照”拖了8个多月才有一个结论（还没能令公众信服）的原因。
西安的城墙四四方方，很结实，也很漂亮，希望它不至于成为阻断西安与外界沟通、阻断信息公开的一道关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