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功夫熊猫》很像是一场拙劣的恶搞，但赵半狄却乐此不疲，最新的消息是，这个靠熊猫混饭吃的行为艺术家声称要告《功夫熊猫》发行商（7月1日《中国经济网》）。恶搞的赵半狄成了众矢之的，但这场民意基础极寡淡的抵制，却偏偏赢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四川地区延后放映。这实在是相当有趣。

　　有在媒体做娱乐版的朋友对我说过，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早已逝去了，一部电影即使拍得再好，没有好的宣传也就不会有好票房。典型的例子如去年由美国电影人根据张纯如著作改编拍摄的《南京》，看过的人都说好，但国内票房却可称惨淡，唯有在南京地区比较好，就是因为只有南京的媒体进行了宣传推广。而电影院线与媒体合作的紧密程度，圈外人更是不了解。甚至有时连相关的文稿，都是院线事先找人写好了。且宣传也有很强的计划性，一般是第一轮先说好话，第二轮上争议，以保持社会关注度。但近来已有一出手就奔争议性而去的倾向，这与《色，戒》的示范效应有关。圈内普遍认为，《色，戒》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与它巨大的争议性密不可分。对于赵半狄的抵制，朋友甚至开玩笑说：“这家伙是不是《功夫熊猫》的托啊？”

　　对于朋友提到的争议性这个宣传手段，我以为还需要考虑到另一个因素的配合，即电影观众的构成。如果争议性话题是“该电影在塑造高大全”，那恐怕就是票房毒药了。自从中国电影走向了高票价路线后，电影的主要观众群就已是有较高收入人群。而这部分人群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普遍反感极端民族主义，对闭关锁国更是近乎有着一种“历史悲情”。如果能够煽起他们“抵制民族主义泛滥”的意识，一部电影自然更容易大卖。

　　历史书上往往这么写：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后，极大地降低了书籍价格，导致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最终孕育了新欧洲。这话笼统说是不错的，但精研历史细节，情况其实要更复杂些。对于当时的欧洲低收入者来说，廉价书籍主要也就是《圣经故事》之类的宗教读本，它们主要的历史贡献在于提高了民众的识字率。而那些新思想的书籍则往往昂贵，因为它们为教会所禁。但当时的富贵阶层以读禁书为时尚，而追求新思想的年轻人更不惜花掉一两个月的薪水去买一本好书——类于现在的发烧友们。故而，出版商们都热衷于私下印禁书，甚至有出版商在出版一本新书之前，会想方设法打通神职人员的关节，把自己将出的书列入禁书名录，以大发利市。

　　中国人现在很警惕公权力，这当然是对的。但却也不要轻视了商业利益水银泻地的巨大能量。我其实并不想批评什么，只是想说，历史之进步往往就是这么曲折甚至荒诞着。我们看得到好书、好电影，但终究不免要付出一点代价。（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