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上期回顾]

　　拍完《红楼梦》后，演宝钗的张莉、演秦可卿的张蕾、演元春的成梅、演尤三姐的周月、演晴雯的安雯，都先后出国了。安雯后来跟着先生苏越回国，做了一阵音乐，又开始写剧本，而且成绩斐然。演香菱的陈剑月和演柳湘莲的侯长荣，则心平气和地生活在南京。

　　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些小孩儿很小就在谈恋爱，就想说：“小小年纪怎么就谈恋爱啊？”可回头一想，我不也是早恋吗？我和爱人康莉谈恋爱的时候才十八岁。

　　当时是成都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演员的康莉，被一部电视剧导演看中，让她来演女一号。我在这部戏里面演一个龙套，第一眼看到康莉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不张扬，端庄含蓄，尤其是她眉间有颗痣给我印象很深刻。

　　认识她一段时间后，我要去峨眉山拍《我不是猎人》，走之前就送了她一双透明的拖鞋。康莉拿到后，还很奇怪，“这个人干吗送我一双拖鞋啊？”“你瓜（傻）啊，还没看出欧阳的意思啊？”旁边的朋友这样提醒她。

　　拍完《我不是猎人》我就去了在长沙的潇湘电影制片厂拍电影《虹》，两个人不在一起了，我就写信，对她的爱也就是在这些信里挑明的。和康莉正式恋爱后，她家人开始也反对，但她属于那种可以给自己拿主意的人，会听父母的意见，但自己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情。我父母也反对，一是年龄小，二是我家是普通市民，她是高干子弟，门不当、户不对嘛！虽然我父母不赞同，但在态度上面属于默认。

　　邓婕给我留字条要我去找《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的那天晚上，我是和康莉出去看完电影回家看到字条的。第二天我告诉康莉我要去北京试镜的消息，她很平静地说，“那你就去吧。”当全国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报道我被定为贾宝玉的扮演者的时候，她还是很平静，认为这就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你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而她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进入剧组后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名叫康莉。剧组严格规定：不准在剧组找对象、谈恋爱。准备角色、排片段，一有自己的时间就是想她，越想她吧，就越觉得好，就越爱她。想她就给她写信，几乎是每天一封信。每周也会从剧组的住地八大处倒几次车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她打电话，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我不会说剧组和角色的事情，就是一个劲儿说怎么想她。打完电话，再倒几次车回到剧组，那天的心情就像过节一样快乐和高兴。

　　拍完宝玉的第一场戏后我就坐火车回成都过春节去了，当然主要是又可以见到她了。春节之后，香港来的摄影代表团到剧组拍摄《红楼梦》主要演员，我就不在。后来香港出版的画册《影家盛会》里面“我们在大观园拍到佳作”只有黛玉、宝钗、王熙凤，唯独没有宝玉，因为我回去过年、谈恋爱了。

　　《红楼梦》剧组有个很好的工作作风，那就是会作一个生产统筹，也就是提前半个月做出拍摄计划，只要一看黑板上贴出的拍摄计划单，就知道哪天有自己的戏、自己可以休息几天。如果有几天没有我的戏，我就立马坐火车回成都和康莉在一起。刚开始这样做，王导和制片主任任大惠还比较担心，怕我不能准时回剧组，影响拍戏。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担心，所以都是算好时间回去再返回，准点回到剧组拍戏，从不耽误拍戏。时间久了，王导和任大惠主任也放心了。那段时间我的片酬都贡献给了铁路。因为演宝玉，大家都熟悉了我这张脸，坐火车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买票，都是上车之后补票，人家一看：“哎哟，宝玉来了！”就爽快地给我补票，还是卧铺票。

　　戏拍了一年多之后，剧组开始在上海的青浦大观园拍戏。因为是在上海，我想带康莉去玩儿，就把她带到了剧组。那是康莉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上吐得一塌糊涂。到了剧组不久，因为人手不够，就派康莉跟着《红楼梦》的剪辑、在电影界有“中国第一剪”之称的傅正义老师回北京去作后期剪辑。到了北京后，康莉水土不服，虽然有王忠信老师在她下班后接她去家里吃饭，可还是感觉她人生地不熟的，心疼加上想念，在她只做了一个多月后，我就打电话要她回来。康莉不肯，我就每天一个电话缠着她回上海。“那得请假吧？”康莉还是顾虑。“不请了，赶紧回来。”只要两人在一起，我是什么都不顾的人。这样她回到上海，又趁着“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去杭州、苏州、扬州、无锡玩了一圈。

　　旅游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很奢侈的，我和康莉都是节俭的人，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花了五元钱买了一条鱼。这些地方玩过了，我们准备去南京。就委托陈剑月在南京给我找个便宜的招待所住。到达南京，剑月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你们不用住招待所了，我有个亲戚刚好出差，她的房子空着，你们去住吧！”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因为又省下一笔钱。

　　说到省钱那就肯定是为存钱，在拍《红楼梦》之前我还专门跑到成都工人文化宫对面的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每月从二十四元的工资里面争取拿出十元存起来，这样做就是要她知道我已经在为以后着想了。拍《红楼梦》的时候，那就更加省吃俭用了，吃最便宜的方便面、点最便宜的菜，每天的三餐不像现在的剧组是把盒饭发到人手里，那时是发饭菜票，节约了就归自己。补助也是发到各自的手里，加上床板费补贴每天大概是四元五角，片酬是每集八十元。这个片酬是背靠背发的，谁都不知道别人拿多少。2003年《艺术人生》“再聚首”的时候，大家各自报出当年拿了多少片酬，我说我每集是八十元，晓旭和邓婕说是六十元，晓旭还说：“你怎么比我高？”我回答：“因为我人缘好！”

　　三年的时间拍完《红楼梦》，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王枫、阮若林、戴临风还有当时的北京市委的领导都问我要不要留在北京，我决定还是回四川。一是康莉在成都，二是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是峨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心想在哪儿都可以工作，还是回成都吧！

　　回到成都后，四川电视台送我去了深圳大学。康莉和我一起去的，她学的是公共传播专业，我的专业是两年，她是三年。在学校读书期间，还有不少的社会邀请，就会去出席活动，这些活动里面还有在海外的，比如去新加坡。去新加坡参加“红楼艺术展”，我认识了当地一个商人，他十分喜爱曹雪芹的原著和电视剧，当时我正在筹拍我的实习作品《黄昏的太阳》，台里只给了我一万元的资金。这位商人要送礼物给我，我说，“我正在拍实习作品，需要资金。”他问我多少，我说：“六万元！”当时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6，他马上吩咐公司的人给我送来了一万美金。

　　拍《黄昏的太阳》的钱没有用完，我用剩余的资金编导了我的第二部电视剧《逃往天国》。

　　刚刚起步做导演的我，这个时候和康莉的感情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本来我们打算这个时候结婚的，但她想留在深圳。我们就有了争吵，一吵我就很绝望，一绝望就决定出国。于是，我把自己的存款全部兑换成了外币去了新加坡，住在一位画家朋友家里。在新加坡也出去找了工作，有时间还写文章发表在《联合早报》上面。可过去一个月后，始终找不到合适我的工作，有时间理顺自己的思路，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在国内，包括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那就打道回府吧。就是这个波折促进了我和康莉的感情，我们决定结婚。我们是在谈了十年恋爱后结婚的，典型的晚婚。

　　我是晚婚，更是晚育，康莉怀孕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十岁了。康莉临产的那天，我在产房外面等着，看着手表。后来，就听见产房里面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正好是三点！一会儿护士出来，“谁是康莉的家属？”“我是。她生了个什么？”我急不可耐地问。“你是想要儿子还是女儿？”护士反问我。“我？我想要女儿。”“那恭喜你，你们生了一个女儿。”抱着女儿，心里特别高兴。女儿出生前和出生后，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发现自己太爱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