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王兆山的《江城子》，才知道“做鬼也幸福”，如果允许说实话，第一反应就是要吐，纯粹生理性的。这是玷污死者也玷污文字的文字。地震以后要吐，算来已是第二次。前一次是读“余含泪”的时候。真不想再吐了，很难受的。这里不妨“含泪”劝告文人，你可以糟蹋自己，但不要糟蹋文字。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而且我也在用。

　　但，有时评者为之辩，称“王兆山作‘鬼词’实际是对逝者的祭奠和告慰，与‘家祭无忘告乃翁’类似，”因此，“鬼词立意没有错”。（6月19日《南方都市报》）。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鬼词”居然可以和陆放翁的诗“类似”起来，这是要把陆游给拉下水呀。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汶川地震，数万生灵泯灭于瞬间，这惨痛是留给无数活人的，最痛者莫过于他们的至亲。然而，古人仿佛看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者的家人还在痛苦中沉浸，有人已经唱起了幸福歌——我从中读到了残忍。是的，“死去何所道”，我要唱颂歌。“鬼词”通篇，无风无雅，唯“颂”而已。这是明显看得出的立意，却有人把它拟于放翁。放翁此诗，庶几遗嘱。满纸“但悲”声，字字读来皆是“恨”。那通篇溢满“幸福”的尸颂，哪有丝毫放翁的痛意。时评家好眼力，何忍让古人无辜蒙羞？

　　孔子说“诗可以怨”，没说过诗可以颂。但，我们早已进入一个颂歌时代。诗人和文人不再有枭鸣的猫头鹰，却多了些金丝笼里的小夜莺。夜莺之小，婉媚之声，声声盈耳。当然，诗人有他写作的权利，包括颂。但，“鬼词”不同：一，你不能拿死者作颂，良知上说不过去，如果还有良知的话。二，你没有权利指死者为“鬼”。除了自指，“鬼”词形同骂人，比如“活见鬼”。莫非川震中的亡灵在你眼里全是鬼？灾难之余，当尊重活者，更当尊重死者。三，你不能代死者说话。如果你需要这种做鬼的幸福，你自可了断，从中体验。但你无权把它强加给那些没有一个想死的人。把幸福强加给亡灵是对亡灵的亵渎，难道你就不怕有一天夜里做恶梦。

　　生命高于一切，对着死亡高歌幸福指数，是当代中国文人的一项创意，自古未闻。这种触犯天忌的写作，除了“王幸福”，还有“余含泪”。那些含冤死去的孩子，让人心颤。可是“余含泪”借一位佛学大师的口，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一个个幼小而鲜活的生命，一转眼变成一动不动的菩萨，对那些不信佛的家长，这是安慰还是咒？前面是鬼，这里又是菩萨，分明是在活人的心痛处撒盐。难怪有人邀请“含泪先生”也去做菩萨。

　　更可恶的是，大火之前，有“让领导先走”的成人，大震之后，又有成人让死去的孩子佑护中国。问苍天，为何代代不缺乏这样无良的成人。本应是成人的我们佑护这些孩子，天地颠倒，却要这些死去的孩子来佑护中国。

　　写出这样的句子，居然无觉心底不安。有这样的成人世界，让我等成人在孩子面前无地自容。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