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6月18日的报道说，调查显示北京有95%的人表示援助过地震灾区，有6成被访者担心善款被挪用，5成人希望公开善款用途。我没有调查，自然不能说调查得来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只能感慨：担心善款被挪用的只有6成，希望公开善款用途的只有一半，实在是一个奇迹。

　　万名审计人员已进入救灾和重建审计。起点是地震发生数天后，不能不说及时；未来至少还有8年重建时间，不能不说持久。目前审计还只到县级以上单位，已出动万人，而审计署有决心：救灾款物流向哪里，就跟踪到哪里、监督到哪里，一直跟踪检查到乡、村、人。由此，则全过程审计总共会出动多少人，我没法预计。

　　审计部门以这么大的决心和力量，去求取地震救灾与重建工作中款物流向的放心，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又想，把一个点多面广的监督放心寄托在某个部门的工作之上，想法是不是有些单纯。审计也好，别的部门也好，我当然希望中国有一个部门可以解决中饱私囊之类的问题，但实话说，这似乎又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我不是说审计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审计的作用太大了。只是，当我们把款物的合理使用寄托于审计，无异于就是说如果款物用得怨声载道，那应当归结于审计部门工作不力，这岂是审计部门承担得了的责任。大家都盯着救灾，审计也全程介入。不过，花钱的地方很多，花大钱的项目也不少，非仅救灾一项，就钱物的数量来说，比救灾多的地方也不少。哪一项财政拨款，哪一项重大捐赠，都需要有审计吧。这里万人审计，那里万人审计，审计部门要搞到多大才行呢？

　　审计是一种监督，但并非监督的全部。我不知道，一个监督体系相对完备的社会，审计部门需要多大，如果没有全程审计，财务监督是否就会脱轨，人们是否会把账目清白的希望寄托于审计全程介入。

　　一个有着完备监督体系的社会，并不见得需要更多的“专业监督人员”和“专业监督机构”，但取得的监督效果，可能比“专业性监督”更好。因为监督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专业工作，而是一种权力机制，使权力运行在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中，而不是专业监督工作者的眼目下。预防腐败甚至要动员到“廉内助”“枕头风”，只不过说明了靠专业监督工作者的“人盯人”战术来解决问题是何其困难。

　　不可能给每个人派一个警察来堵塞漏洞和预防犯罪，不可能靠“一盯一”来预防腐败，也不可能靠审计工作人员无所不在来解决社会的财务监督问题。理论上讲，每人跟一个警察，每个官员跟一个监察，每笔账目发生时都有审计到场，大概真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这只是使社会无法动弹而已，警察占百分之五十，监察占官员的百分之五十，审计工作人员占社会的百分之几十，社会运转得了不？社会治理的“人盯人战术”，必然就是“人海战术”。

　　地震救灾和重建的全程审计，大概算是特事特办。我也理解，就救灾和重建所形成的关注及权力监督并不完备的现状而言，它是必要的。但为了求取一个项目的财务清洁，就要动员万人全程审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哪怕成功，我也希望不要感到从中尝到了甜头，财务清洁寄托于“特事特办”，实在是苦涩和无奈之事。在权力制约体系能够运转的环境中，它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靠“内部人约束”来清洁行政，不是前途，权力制约体系的完善才是可信任的清洁剂。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