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美忠以“追求自由和公正”为自己弃学生而奔逃的行为辩护时，有人立刻站出来说：看，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品行。随即有学者从理论上廓清：第一，自由主义并不排斥责任，恰恰相反，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真正担当责任；第二，自由主义者也不反对道德，反对的只是伪道德。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各自那里，责任和道德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胡适说：“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这个责任是指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非自由主义者往往要求个人对集体以及别人做的事情负责，比如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更是复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权利和善如何相处。但在一些道德君子那里，道德是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优先价值。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责任和道德并不总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要完整回答范美忠事件提出的问题，还应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历史上，自由主义有发展有流变，其对立面有过宗教、观念、习俗、利益等等，也有过保守主义。但始终如一的，也是它的核心对立面，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滥用的公权力。

　　自由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用它来对抗教会的权威。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最早出现在约翰·洛克的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政府契约论”，一听便知道它讨论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后来英国的辉格党、西班牙的自由党等政党直接用它来反对君权，主张宪制。再后来，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到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最大的对立面就是极权主义。

　　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更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个中文书名非常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

　　自由主义为什么要把被滥用的公权力当作它的对立面呢？这是因为只有它才可能真正妨碍自由。自由是什么？伯林说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不被囚禁或奴役，是“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之不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知道枷锁的性质比用鲜花装饰它们要好”。不言而喻，这些话都是针对公权力说的。

　　严复当年变更书名，还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被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令人感慨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误解并没有因为严复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消弭，反倒有所增强。范美忠事件一出来，就有人认定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行为，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范美忠对于“道德绑架”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把责任和道德当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了。而余秋雨的错误在于，他试图以一种抽象的公共利益，去压制、剥夺乃至抹杀具体的个体权利，其实质是为公权力的滥用鸣锣开道。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