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抗震救灾的紧迫压倒一切，媒体与公众关注竭尽全力。但有多少媒体关注的其他热点因为地震的发生而瞬间淡出公众视线呢？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轰动一时而现在几近烟消云散的焦点新闻：华南虎、“白宫”举报人、“中华文化标志城”……《南都周刊》6月10日

　　[中青一评]

　　随着这些曾经的热点冷却，本应在媒体前期介入之后的制度跟进、原因探讨与责任追究似乎也停滞了下来。笔者忍不住以小人之心暗自揣测，这些事件的相关当事人与潜在责任人，恐怕多少都会有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吧。

　　这几乎是所有新闻热点的共同宿命。随着新热点出现，旧热点总难免从公众舆论的视线中消失，至于是否能够得到最终解决、结论究竟如何、责任怎么追究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

　　我们无法回避“狗熊掰玉米”式的问责带给我们的尴尬。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很大程度上还孤悬一线地依赖舆论监督的推动(几乎是推一下才动一下)。最鲜活的连锁案例便是在2007年涌现出的一组“短信诽谤县委书记”案件，从重庆“彭水诗案”到山西“稷山文案”，从海南“儋州网案”到安徽“五河短信案”，直到2008年4月的河南高唐诽谤案。几乎一个模子刻出的重复事件，除了极个别案件得到纠正之外，又都几乎在被媒体曝光之后，因为另一新案的爆出而归于沉寂，至今都杳无音讯。更有甚者，5月15日，山西稷山县人民法院竟然开审“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二案……

　　在制度监督实质缺位与权力阴霾无休止越位的现实语境中，舆论对热点追踪的狂热和媒体客观规律的冷漠交织在一起，就必然出现一种“狗熊掰玉米”式的无效问责：总是掰一个新的，不得不丢掉旧的。

　　毋庸置疑，最直接的解决路径当然是整个社会监督与问责机制的健全与真正奏效，以及制度性的启动与运作：起码接过媒体监督掰下的棒子，逐个解剖，一个都不放过。

　　进一步深究，便不得不涉及“我们的问责究竟是对谁负责”的命题。对上级还是对公民？如果答案是公民，那又将用什么样的制度保证问责的常规运转？

　　[快报再评]

　　地震使得许多事情戛然而止，媒体监督的一些事项自然也相应中断，这不奇怪。救灾成为压倒一切的紧急事务，理所当然。即使在公民问责有着常规运转机制的地方，也不能说大地震发生了，社会仍然在常规地运转，紧急状态是可以中断某些社会议程的。

　　随着救灾进入一个长期过程，社会的日常生活也将逐渐恢复。此时，那些中断的线头再度接起，也是顺理成章。未尽事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作为社会公共讨论平台的媒体可以再度发起社会议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舆论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公民意见表达来追问那些中断了的事情的下文。现在，是公民问责的常规机制要起作用的时候，是大家共同致力于建立公民问责的常规机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