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辽宁省公安厅近日与各市签订了这一“警令状”。

　　（6月12日《法制日报》）

　　这样的“警令状”，折射了一种可怕的指标化工作思路，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工作思路居然是通行无阻的。

　　说这种工作思路可怕，不仅仅在于一个地方可能没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地方公安机关为了完成任务，于是就制造出冤案或错案。这种工作思路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粗暴化、简单化、主观化，来源于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工作献礼化”。事情很明显，打黑除恶工作应该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它跟“奥运会召开前”挂起钩来，牛头不对马嘴。 　　

　　2006年4月18日，公安部法制局局长柯良栋表示，公安部严格禁止向各级公安机关下达罚款指标或是抓人指标。下达罚款指标或抓人指标所具有的弊端和危害，“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与之完全一样。我不相信辽宁省公安厅不明白这一点，也不相信签署这一“警令状”的下级公安机关不清楚这一点。但提出这一指标时畅通无阻，签署“警令状”时顺顺利利，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这样的事情该由谁来制止？最可靠的制止路径只能是制度化。如果有问题的工作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不良后果，工作计划批准者和设计者就得承担相应责任。但现在的罚款指标、抓人指标、招商指标等等为什么这么多？看看下达指标者、批准下达指标者承担了多少责任？难怪荒唐指标制定者会乐此不疲了。

　　（李知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