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中国人的生命，数百万中国人无家可归，十三万万中国人感同身受。异常惨重的灾情，犹如一次非常规的考试，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前方，总书记、总理阵前指挥，官兵奋力向前，民间力量初显身手，灾民顽强自救；后方，企业、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整个中国爱心涌动。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的行动在这张沉重的试卷上填写着自己的答案。6月5日，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连线著名学者徐友渔，这位亲身经历过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的“地震行家”，以一个观察者身份，对这份仍在答题中的试卷，对这份试卷的答题者——政府、官兵、媒体、志愿者……一一进行了理性分析。

　　应急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星期柒新闻周刊：6月7日，全国高考开始了。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次汶川大地震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特殊的考试。您觉得呢？

　　徐友渔：我也倾向于从这个角度做一次观察，这不是因为你们采访我，我才这么说。为什么呢？我曾经经历过一些大地震。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以后，四川的松潘、平武一带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当时在成都。成都那时上百万人长时间在广场上、公园里、大街上露宿。1999年台湾大地震的时候，我碰巧在台湾，在那里做学术访问。这次5·12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又刚好在四川。经历了这么多大地震后，我的头脑变得比较冷静和清醒。所以，这次一发生地震，我就招呼别人，跑下楼之后，告诉人们不要在靠近楼房的地方聚集，那样会很危险，要到空旷的地方去。这之后我就观察这件事，观察各方面的反应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跟一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这次地震发生后，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媒体反应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们就通过电视、网络了解到了最新的灾情。

　　徐友渔：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对这次信息的传播速度感受很深，但我的参照系要多一些。台湾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我一感到楼房晃动，就马上往楼下跑，同时招呼别的国家的科学家出去躲避。到了楼下，大概20多分钟以后，就看到有人拿着收音机在听，各种现场直播也就都开始了，对各地的受灾和抗灾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报道和信息传播方面我们还是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这次我在四川的时候，我等待有关消息的时间要比在台湾久一些。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没有任何信息发布，大家都处在焦虑和恐慌之中。

　　我觉得我们的应急机制还没有非常健全地建立起来。比方这次大地震，我很希望当地政府能够针对当地居民的心理迅速作出反应——这个地震强度有多大？我们离震中有多远？我们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吗？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这种反应从地方政府来说做得还是有欠缺的。

　　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迅速高效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经历过多次大的地震，相比较而言，你如何评价这次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徐友渔：总的来说是相当得当的。中央政府的反应是惊人地有效率。就算地震发生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对地震的破坏程度，一般来说不会知道得很详尽，但是你看这次中央的反应，温总理第一时间飞到灾区。我们当然知道，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到达一个灾区指挥抗灾表现了中央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但是反过来讲，也不能随便出了一件事，总理就得到出事现场啊。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央对这次地震严重性的估计、判断以及反应是很到位的。中国这么大，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天灾人祸，总理去不去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你不能简单地说总理去了就好，总理不去就不好。中央这一次这么快就有这么一个决定，判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灾害，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和水平才能做到的，是很不容易的。

　　人的生命，不单单属于个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也占有很重的分量

　　星期柒新闻周刊：温总理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倍努力，在他，在中央看来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这次救援把人放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位置。

　　徐友渔：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中国以前长时间有一种观念，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以前都是把国家财产放到第一位的，对个人的生命相当不关心。我小的时候，国家树立的一个榜样就是向秀丽。女工向秀丽所在车间的无水酒精燃烧起来了，很危险，向秀丽没有逃开，她用自己的身躯扑到燃烧的酒精上，最后就壮烈地牺牲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当然国家财产也很重要，但是厂房是可以重建的，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把人的生命放到非常次要的地位。一出事情首先是要抢救国家财产。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树立了另外一个典范叫金训华，河里漂流了一些国家的木材，他为了去抢救那些木头就淹死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过去我们从来都是把生命放在一个次要、被漠视的位置。这次把这种观念彻底扭转过来了。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救灾中把人的生命放在重要位置，实际上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了实践层面。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仅是中央在救援时重视人的生命，而且媒体在报道时，也把对人生命的尊重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对幸存者求生欲望的积极报道，体现了这种变化。

　　徐友渔：通过这一次震灾，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次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仅仅是尊重幸存者的求生欲望，国家哀悼日的设立，为普通遇难者降半旗，把尊重死者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徐友渔：这说明人的生命，不单单属于个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也占了很重的分量。这一次下半旗和设立哀悼日是我们国家尊重普通公民、尊重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做得很好。

　　开放“外援”入川 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星期柒新闻周刊：这次还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国家允许外国救援队进入灾区实施救援。

　　徐友渔：是的，国家对待外国援助的态度也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国家拒绝外国援助，把自己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这次我们不仅爽快地接受国际援助，而且还呼吁国际援助。这既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相对于以前的做法，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政府要求国际援助，要求得很具体，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我们最需要的是帐篷。这就把灾区最需要的，灾民最切身的利益放在了首位。这跟1976年大不一样。我记得很清楚，1976年的那种做法是非常可恶的，是很令人愤怒的。我记得，地震的消息只报道了几天，就不谈这个事了。即便报了，也是强调“不能以救灾来压制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借救灾为名来削弱和取消阶级斗争”。这些说法是完全没有心肝的。那个时候，如果谁地震谈多了，谁全心全意抗震救灾，谁就会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抗震救灾竟然成了一个罪名！这完全是逆民心而动，是让人非常寒心的。

　　可爱的官兵 可敬的灾民 废墟中崛起的民间力量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怎么评价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救援中的表现？

　　徐友渔：在抗击天灾的时候，部队从来都是起最重要的作用、做出最大贡献的，最艰苦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总是有他们的身影。我们中国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一次部队官兵赢得人们的尊敬也是理所当然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要忘记了灾民，他们不仅自救，而且老师救学生，父母保护孩子，孩子鼓励孩子，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徐友渔：这是抗震救灾中非常重要、非常特殊，也是非常感动人的一个群体。这也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一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大概十多年前，发生过不那么大的地震，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部队开进来以后，灾民就抄着手在那里看，仿佛不是自己的事情。搭帐篷、建房子啊，都是“外人”在干，灾民就像是看客。吃的、穿的、用的，递到他手上他才接一下，那种自力更生、自救的意识完全没有，当时我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的，虽然我们国家有这个传统，一发生灾害，国家就来救灾，但是你自己不能就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救。这一次就不一样，灾民奋不顾身地自救。一些孩子八九岁，十一二岁，自己还不懂事，还需要别人去救他们、照顾他们，他们却不顾危险主动救别的小孩，而且有的在垮塌的废墟里面互相鼓励、唱歌，孩子们以及灾民们在大灾中忍受苦难渴望生存的精神是很值得大家尊敬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灾区之外的中国人，或献血、或捐款，表现得很团结。

　　徐友渔：整个中华民族在面对这次大灾时表现得相当好。大家对灾情都很关注，看电视直播，看网络滚动新闻。我和同事、朋友见面，大家不谈别的，一定只谈地震。而且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捐款非常踊跃。一些文化单位，清水衙门，收入水平不高，但是捐款都比较多。演艺界的人士表现得也相当不错。体育明星、歌星、电影明星，他们有的到灾区，面对面地鼓励灾民，相当不错。

　　（下转A7版）

　　决不能

　　再让一个百姓

　　受到伤害

　　——温家宝

　　6月5日温家宝总理察看唐家山堰塞湖时，强调“决不能再让一个百姓受到伤害，确保群众安全”。

　　6月6日温总理再次飞赴堰塞湖坝顶，实地察看灾情。图为温总理顶着螺旋桨产生的巨大气流艰难靠近直升机，准备返回绵阳时的情景。

　　新华社图

　　徐友渔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