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之后，全国人民在悲情之下踊跃捐款、捐物，这让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在生成与培育。不过，仅从慈善捐款这一事来看，我们也看到，公民社会培育仍然存在不小的难度。

　　此次慈善捐款本来无需国家号召，人们就会很积极，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引发了许多人的怨言，盖因慈善捐款在实际中变了味，变成强制了。一位小书店的老板告诉我，他本来就通过网上捐了一千元，但一家政府部门来人说要至少捐两千元，而且是款直接到该部门的账上，他说这不过是让这家政府部门在慈善晚会上举牌子时面子好看些；而且，工商、税务的强制捐款也接踵而来，这让他的爱心有点被强奸的感觉。这位朋友告诉我，自从这些强制捐款后，他对于捐款没有一点兴趣了，强制已经败坏了他的捐款胃口。

　　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就是激发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慈善捐款本身是公民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体现，但一旦权力介入，捐款变成强制，公民就不会主动去体现自身的社会责任，而是盲从于权力的安排，做权力机器的规定动作，他们不再去想尽社会责任，这样就削弱了公民的精神，无助于公民社会的培育。

　　从慈善组织的运作上，我们也看到了公民社会培育的艰难。这次大地震后，我们仍然看到，走在筹集善款前列的仍然是政府机关或与政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各种协会，而各种民间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比较少。这种原因，仍然与政府机关不敢放手让民间慈善组织来主导慈善有关。其实，在很多领域，政府权力介入不但做不好，还容易滋生腐败，这种“政府失灵”的领域，让民间组织来担当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主要是从中监督。但某些政府官员仍然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思想，总想让政府什么事都管。包括慈善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成熟，在客观上已经阻碍我们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在一个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需要许多非政府组织来做政府做不好的事，来自主管理社会事务，监督国家权力，形成政府、公民社会与公民之间的三足鼎立，没有完善的非政府组织，就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

　　不过，汶川大地震的慈善捐款虽然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也为公民社会的培育带来了机遇。人们在这次捐款中，也开始警惕权力的强制，他们开始抵制各种强制捐款，不让爱心被权力绑架；一些民间慈善组绢也积极活跃在捐款的现场，体现民间组织的自身力量；公民对于善款的使用也不甘心做“睁眼瞎”，而是主动去监督和观察蛛丝马迹，媒体也更多发挥了监督功能。公民在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与找回社会责任心，而民间组织也不断拓展空间，公民社会在艰难中得以成长。

　　（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