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北川在清理废墟时开始有意识地保持保留地震破坏原生态现场,为建博物馆作准备。博物馆怎么建呢?他们初步设想立两块大碑。一块刻上遇难者的姓名,另一块刻上此次地震灾难后全国的志愿者、支援者和捐赠者的姓名。
(5月28日《新京报》)
理解北川为什么要为支援者和捐赠者立碑,他们想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表示对救助的最高尊重。北川想以立碑这种最厚重、最难以磨灭的铭记方式告诉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北川是个会记恩感恩的地方,北川人不会忘记每一份爱心,这些铭刻在大理石上的名字将激励着北川人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这份念兹在兹的感恩之心让人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善良和忠厚,不过我想:人们的爱心是无私的,人们伸出援手时从没想过让北川记住自己,北川还是将这份感恩之情深深地留存在心中,不要为捐献者立碑。
一方面,爱心根本无法统计,姓名根本无法整理。志愿者和捐钱者的名字可能好统计一些,而以其他方式支援和捐赠的就难以统计了——比如,怎么记下那些献血者的姓名,怎么记下那些捐助物资者的姓名,怎么整理那些未通过官方渠道捐赠的姓名。爱心不分大小,每一份爱心都是平等的,每一份救助都同样值得铭记,如果要立碑就不能遗漏每一个名字每一份爱心。这种统计困难下,名字怎么刻呢?这么多名字在纪念碑上是写不尽的,而选择性地铭记对许多爱心是不敬的。
另一方面,这次捐赠中出现了很多不留姓名的捐助者,比如有夫妇署名“一滴水”向灾区捐款百万元,许多地方捐助活动的募捐簿上近四成签名都是“退休工人”、“无名氏”等匿名和化名,中华慈善总会截至16日收到的6亿元捐款中有四分之一是匿名捐款——多么善良的人啊,多少让人动容的爱心啊。捐赠榜上没有他们的名字,谁说他们不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人;他们的爱心没有被人看到,但他们的爱到了最需要救助的人手中,谁说这种爱不是惊天动地的大爱。而这些名字这些大爱,是一个纪念碑难以包容的。
所以,如果真有感恩,还是把这份感恩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在心中为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立一块碑吧。真正对捐助者的尊重,不是在大理石上留下他们的姓名,而是把所有的救灾捐赠花在明处,让每个捐助者能透明地看到自己的钱流到了需要救助的人手上;真正对捐助的感恩,不是用立碑留名表达,而是像唐山那样以实际行动感恩报恩——唐山没有为捐助者立碑,但经过那场灾难受到无数捐助后,每有其他城市其他地方发生灾难,唐山总是率先毫无保留地伸出援手,唐山人总会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爱心,唐山孤儿总会慷慨解囊,感恩已经深深地浸入这座城市每个人的血液中,这是最好的感恩。还有,如果真正感谢捐助者,那就把钱花在建设震不垮的房屋上,让幸存者生活在震不垮的房子中,让幸存的孩子们在震不倒的墙的护佑下。纪念碑再有价值,也许只有符号和形式上的纪念意义,而震不倒的墙则有实质性的价值。
地上无碑,心中有碑,尊重捐助者的每一分钱,铭记灾难教训,这是对捐助者最好的感恩。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第二落点
高效重建就是最好的感恩
我不是志愿者,因此不能代替他们说出对立碑一事的看法。不过,我是一个捐赠者,因此,我愿从一个普通捐赠者的角度,谈谈对立碑的看法。
慈善出自本心,并不求回报,所以我并不赞成将自己的名字刻上石碑以图百世流芳。当然我们有期望,把灾区建成美丽家园,这是志愿者、支援者和捐赠者最大的期望。如果一定要说到回报,这才是最好的回报。
石碑的意义在于永志以流传。援助救灾的人们,无非是听从了良心的召唤和人道的命令,没有人期待扬名或不朽。其实,除了立碑之外,灾区可以向支援者传达善意、表达谢意的方式很多。灾区应该通过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让爱心善举始终运行在阳光之下。在宏大的爱心协力之下,灾区公职人员理当自勉与奋力,以清廉和高效的救灾重建工作,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尽早恢复美丽家园,这同样是外界的共同心愿。
与此番要为志愿者立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日前发生在江油的公职人员打志愿者事件。有关方面迅速查明了事件真相,打人者也向志愿者道歉,并得到了当事人的谅解。或许志愿者千里迢迢奔赴灾区,只是为了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们并无树碑立传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请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对于一些忙中之乱尤应体谅。这些,远远比立碑重要。
(周东飞)
■第三只眼
地震纪念馆
应该缓建
对于那座规划全面的纪念馆,在我看来,至少目前着手建设也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建成那样一座纪念馆必然花费不菲,而大地震后的北川必须做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准备,建纪念馆实在远远没有建新家园重要。
被夷为平地的北川老县城,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地震博物馆,废墟之上的一切最能让人见证悲剧的残忍,也最能体现防震减灾的教育意义。而建一座刻有死者姓名的纪念碑,是为了镌刻对死者的永久缅怀,更是为了铭记对生命的无比尊重。除此之外,北川在当前实在没必要去建一个地震馆碑纪念群落。
在进行如此宏大的馆碑规划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那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可以是见证,是缅怀,是教育,但绝不应是旅游,是经济,乃至是政绩。如果一次以数万生命瞬间离去作为惨痛代价的大地震,却使得这里产生了一系列作为旅游景点和揽客名胜的地震馆碑,那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博物馆应该由政府控股,全部收入用于灾后重建和慈善事业”——在我看来,这样的规划理念,实际已经是对死者的一种大不敬了。它会使地震馆碑丧失反思与提醒的价值,而仅仅沦为一个展示苦难以赚取钞票的“人造景点”。
太多的事情等待着北川政府去做,而所有这些都要比为援助者树碑以及建大规模纪念馆重要得多。因为,让幸存者生活得更好,就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就是对援助者最好的感谢,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