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试加分的争议近日再成热点。这次的话题背景是：深圳市教育局规定金融界高层子女参加中考，加10分投档录取（4月20日《现代快报》）。该市教育部门解释这一加分政策时如是说：由于很多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的总部设在深圳，为了留住这批人才，政府规定他们的子女读书过程中享有深圳户籍的待遇，同时在中考中给予适当加分。

　　考试加分的依据主要来自教育部的规定。虽然教育部每年都会发布相关考试招生工作的规定，但列明享受加分政策待遇的对象基本不变：少数民族学生、归侨子女、烈士子女，等等，而根本没有将金融界高管子女列为可享受加分政策的行列。但这并不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自行添加，类似的荒唐加分规定，早就在其他很多地方出现了。譬如：福建漳州市曾制定政策，规定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可以加20分；乌鲁木齐也有过“重大投资项目的投资商子女，在录取时加计10分”的规定。

　　舆论当时对漳州、乌鲁木齐等地的批评，事实上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深圳。尽管道德的谴责有理有据，但法纪对荒唐政策的制定者几乎没有认真进行过问责，这就难怪这样一种政策“怪胎”已经不再“怪”了。从一些地方明显违背国家制度的加分政策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权力掌控者呈现出疑似“嫌贫爱富”的特征。

　　除国家规定可以享受中高考加分的人群之外，人们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法外开恩”的对象几乎都是非富即贵阶层，而没有听说过农民工、低保户之类的底层民众子女可享受加分待遇——事实上这些阶层的子女更加需要政策的“雪中送炭”，以读书摆脱贫困。这说明，一些权力的掌控者把公众分成了三六九等，并热衷于对“上等”公民“锦上添花”。

　　在我看来，无论是国家的有关规定，还是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加分政策的合理性都是有欠缺的。如果我们承认考生们的智商与学习能力是平等的，那么，对一部分考生的加分照顾体现的是尊重还是歧视呢？一个人如果为国家或社会做出了贡献，政府奖励他本人就行了；如果一个群体需要照顾，政府可以补贴的形式体现，而不应当拿一部分考生的公平竞争机会，用以奖励或照顾另一部分考生。国家不应当将学生间的考试融入“模范工作者评选”的元素，加分政策在此显然不是给学生加分了，其实质意义是给其家长加分。但事实上，家长们在物质或荣誉上已经被加了分，政府还嫌不够，又通过补贴其子女的形式继续加分。

　　越来越多的群体被列入中考与高考加分的行列，也算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世界上有如此加分政策的国家甚为少见，即使有，对可加分的对象选择及分数也是非常苛刻与“吝啬”的。英国规定，只有那些在临考前生了重病、受了重伤或亲人去世的考生，才可以“申请加分”，即使核准可加分，也很难获取10分20分的慷慨。

　　我国加分政策主要是体现对家长的照顾，而不是考虑到考生的困难。由于这一政策所照顾的范围太广且缺乏清晰度，客观上给一些地方干部权力寻租埋下了伏笔。曲解政策、滥用政策、暗箱操作，成了少数地方政府的常用手段。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愈演愈烈的有违公平的加分政策，笔者认为有必要修改制度，废除给一切公民子女加分的待遇，或者将政策修改为以照顾困难学生为主旨，最终完善考试这一起跑线的公平意义。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