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西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电脑系统出故障没有及时纠正，致个人医保账户出现问题，局长张平均昨日以“管理混乱”被正式免职，相关部门还透露，张平均不存在贪污、挪用问题。以管理混乱给予一个局级干部免职处分，这在西安是第一起。

　　（《华商报》4月16日）

　　这个“第一次”，让我想起了近期两则同类免职消息：一是本月初，因在治理超限超载过程中不作为，山西省朔州市委免去了左中伟山阴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其县长职务。因治超不力丢了县长职务，左中伟是全国第一例。此前，仇和治下的昆明某局长，因开会打瞌睡被免职，亦被认为是全国首例。

　　对这几则免职消息，赞同者大呼过瘾，认为对政府官员就要“零容忍”；反对者则不无忧虑，认为这种带着鲜明人治色彩的问责矫枉过正，有悖法治原则。 的确，这几起免职案例不具有可复制性，象征意义大过现实意义。相同情况下，不要说免职，毫发无损甚至带病升迁的人都大有人在。在这种无法一视同仁乃至有些混乱的问责语境下，公众感受最深的是一种制度不稳定感——治超不力的城市太多了，怎么就左中伟被免职了？开会打瞌睡更可谓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不是都应该免职处理呢？从公众角度而言，这其实是对政府管理的一种不信任，而从政府角度而言，则表现为问责制度化还有待加强。“权责对等”被视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到现实中，什么样的权力对等什么样的责任，责任负到什么程度，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来监督和约束官员承担责任，都需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党纪要求下，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事实上，公众之所以对当前的官员问责不满意，不是问责少了轻了，而恰恰是因为弹性空间太大了。

　　（房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