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8日，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的职位上调任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和以往一样，仇和所到之处，立即掀起了一场“风暴”。

　　一位熟悉仇和施政手段的人士称，在昆明，仇和再次使用了他的“成果倒逼法”来突破惰政积弊，加之以舆论监督将各级官员逼上“谋发展的轨道上来”。

　　“昆明已有滇池污染之痛，而且位于金沙江等几大河流的上游，新一轮大发展会不会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重蹈太湖污染覆辙？”昆明一位本土企业家这样诘问。

　　仇和赴任昆明至今将近百日，这位从江苏走出去的干部做了什么？仇和的宿迁模式是否符合昆明的实际？

　　快报特派记者赴昆明，深入采访挖掘仇和新政及其昆明剧变的细节，告诉你在这个春天春城昆明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人高兴]

　　奔波半年的事，5小时办好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

　　3月17日下午，说到仇和，马晓萍眼圈红了。

　　马晓萍，今年49岁，昆明市公交公司一名女职工。平日里，除了工作她的心思只放在家务的操持上。马晓萍说，她并不关心市里领导的变动。

　　直到2月16日《昆明日报》登出市县区及各机关单位“一把手”的电话，马晓萍才注意到昆明新的市委书记叫仇和。因为有一件事情困扰了她半年，“一把手”电话的公布让她看到解决的希望。

　　马晓萍家住盘龙区的时候，把女儿转到五华区读初一，后来家搬到五华区，但女儿的学籍档案还是调不到五华区。“皮球”在两个区的教育部门之间踢来踢去，半年过去了，女儿还是借读生的身份。

　　马晓萍收藏了当天的报纸，但一直没有打“一把手”的电话，她掂量不出一个电话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奔波半年都没有结果的事情，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吗？

　　3月6日上午，马晓萍试着给昆明市教育局一位领导打电话求助，出乎意料的是，她当天下午就得到回复“办好”了，前后不到5个小时。惊喜过后，马晓萍说她对“新政”充满感激之情，“新政”是仇和书记带来的。

　　与马晓萍同样感受到“新政”便利的还有郭先生，他家所在的官渡区古镇，电信线路曾一度中断，几经反映无果后，通过打“一把手”电话使问题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昆明市民习惯直呼“仇和”，在他们旧式的视野里，仇和就是当代包公。

　　52个机关单位通过媒体公开承诺；859部领导电话直通民意，昆明市民感受到这个温吞的城市正在发生着有别于以往的深刻变化，有如一股清新之风却来势凌厉，有媒体称之为“风暴”。

　　其实，早在2007年底“风暴”已经登陆昆明。

　　2007年12月28日昆明市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宣读了中央以及云南省委的决定：仇和任云南省省委委员、常委，担任昆明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首次出现在昆明公众视野中的仇和西装领带，言语慷慨。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仅此一语让坐在台下的昆明官员心生敬畏。一位官员会后评价：“说者直人快语，痛快淋漓，听者心惊胆战，头冒凉气。”这句话同样打动了昆明市民，70岁的温奶奶给仇和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能让干实事的人吃亏，领导干实事市民就喜欢他。

　　他要求全市干部“要干，要敢干，要会巧干，要拼了命地干”。他还要求当地媒体向政府“开炮”。仇和的言行如疾风烈火让温吞的昆明官员感到紧张。

　　在昆明坊间有这样一个说法，仇和提前抵达昆明之后，就和他的秘书转遍了大街小巷，将社情民意摸了个透，公开亮相之后便是大刀阔斧地革新。

　　这位市委书记“不一样”！昆明市民开始追溯这位新书记的过去，他们注意到，仇书记来自江苏，在宿迁推行的改革一度受到争议，是被媒体一直关注的新闻人物。当地的媒体在报道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新举措时，总要将江苏宿迁拿来参照对比，昆明各界开始以宿迁为样本，捕捉昆明的未来。

　　[有人震动]

　　“瞌睡局长”

　　引爆昆明官场

　　“仇和到昆明工作，带来一股新风，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软环境建设，做法非常好。”

　　——云南大学教授熊思云

　　蒋文辉在当地被戏称为“瞌睡局长”。时任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的蒋文辉在一次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打瞌睡被仇和当场批评。之后的2月22日，在呈贡县纪委全会上，蒋文辉被勒令辞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关注。

　　呈贡县县长吴庆昆说：“此举是为了彻底转变呈贡的干部作风。”其时，昆明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软环境建设活动，蒋文辉打瞌睡丢官对昆明官场震动不小。

　　昆明市一位官员表示，尽管仇和在另一个会议场合专门提及此事，表示蒋被勒令辞职并非他的本意，但这一事件最终起到警示官员的作用，各级官员感到教训深刻，“软环境”不是儿戏。

　　当下，“软环境”成了昆明的流行语。对于昆明官员来说，打造“软环境”的另一面就是“整风”，整顿惰政之风。

　　2008年2月14日，春节收假的第二天，昆明市召开“软环境”建设大会，仇和在会上强调“当务之急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消除中层‘梗阻’、基层‘板结’现象”。

　　从第二天开始，昆明市的媒体开辟专门的栏目将52个“一把手”陆续推到市民面前公开承诺。承诺书的最后都有着相同的一句“承诺不能兑现，我将负主要领导责任，甘愿接受组织的问责处理”。

　　“软建办”的一位官员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晚上，他正在《昆明日报》版房校对即将公布的“一把手”电话号码，突然接到电话说仇书记看到某一位“一把手”的承诺不过关，要求重新承诺，当时已是夜里十二点。

　　有关人士介绍，长期以来，昆明有关部门机关服务审批化，审批权利化，权利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可谓积习难改，牵一发而动全身，衙门主义盛行，办一个正常的手续也必须要托人找关系。

　　一位私营企业主说，他曾为了办一件事情往某单位跑了11趟。衙门之风肆虐，即使是领导干部办事也难以幸免，昆明一位领导干部私下讲述，他刚调入昆明工作时，户口半年都没办下来，最后他只好暴露身份给公安局相关领导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半个小时就办好了。

　　将事业性收费项目砍掉一半，行政审批项目削去三分之一，审批时限压缩到二分之一以上。一位昆明的官员评价，此举刚性约束，釜底抽薪，狠劲十足。

　　软环境建设情况作为年度考核内容，列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这让很多机关单位自断“财路”，自我加压提高工作效率。“软建办”的官员表示，市民打给“一把手”的电话越来越少了，作风有所转变后，反映的问题被逐层化解掉。

　　“仇和到昆明工作，带来一股新风，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软环境建设，做法非常好。”云南大学教授熊思云如是说。

　　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一位熟悉仇和施政手段的人称，在昆明，仇和再次使用了他的“成果倒逼法”来突破惰政积弊，加之以舆论监督将各级官员逼上“谋发展的轨道上来”。

　　仇和赴任昆明不足百日，在一系列厉令亲为的背后，施政脉络日渐明晰。打造软环境吸引投资，引来资金改造“城中村”、改善城市交通、治理滇池污染。软环境建设、招商引资、民生问题犹如三驾马车，仇和将三驾马车同时赶上了路。

　　[有人振奋]

　　终于盼到仇书记来了

　　“感觉有一种力量让你心无旁骛，一心去做事，想停都停不下来。”

　　——昆明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齐江

　　“终于盼到仇书记来了。”齐江如是说。

　　齐江今年36岁，担任昆明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已经3年。1999年12月，作为学校推荐支援西部的优秀学生，齐江在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亲自陪送下踏上昆明这片热土，走上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岗位。齐江说自己是农家子弟不怕苦，到西部来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是想做一些事情的。“想做事的人才改革，不想做事的人是不想改革的。”齐江说仇和赴任昆明让他感到精神一振。齐江讲述，仇和到任的第二天就到投资促进局视察，听取了他的汇报后，还让他书面写了新一年的工作打算，看得出仇书记对招商引资工作很重视。

　　2008年要在去年引进3亿美金、内资300亿人民币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突破，引用外资翻一番，内资达到500亿人民币。压力空前加大，但齐江信心十足，他表示，仇书记不但重视结果，而且更注重过程，如何实现跨越式目标。当前，全市的整体布局已经就位，35个招商分局已被派驻沿海发达城市进行“拉网式”招商，一些重点项目仇书记要亲自上阵。

　　“只要是对昆明发展有好处的，要求见仇书记，仇书记都会抽出时间会见，目前他大量的时间用来接见外商，他要让来投资的人感到踏实。”齐江说，仇书记4月初飞南京，然后再飞香港，马不停蹄奔赴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上。

　　据介绍，仇和平均每天批到投资促进局的批件都有3到5个，最多的一天能批下来十几个。齐江说：“感觉有一种力量让你心无旁骛，一心去做事，想停都停不下来。”和齐江一样，昆明市的各级官员感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压力来了让人不得不去做，机会来了让人主动想做。”昆明市一位领导干部说，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让想做事的干部找到了施展拳脚的空间。

　　昆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丁仕凯介绍，昆明干部过去脑子里有个框框，凡是没有文件批准的一律不能办，办一个事情往往是先翻文件，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办。“现在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干部的思想开始转变过来，从“非批不准”转变到“非禁即准”，这样的转变无疑拓展了干部施展的空间，调动了干部做事的主观能动性，只要环境好大多数干部还是想做实事的。”

　　丁仕凯说仇和带来的清新之风让想做事的干部感到振奋。“十年前就有人提出建地铁来解决昆明的城市交通问题，但一直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人们潜意识里就是不建，从来没有想过要建，怎么建。仇书记一来就提出要建地铁，打破了思想上的束缚后，才发现地铁没有什么不可以建的。”云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处处长谭亚原这样说。

　　思想上的藩篱一旦冲破，别开生面的一盘棋立马摆在昆明各级官员面前，挑战与机遇同在，让不甘平庸者冲动不已。

　　[有人关注]

　　昆明能套用宿迁模式吗

　　“昆明已有滇池污染之痛，而且位于金沙江等几大河流的上游，新一轮大发展会不会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昆明一位企业家

　　官渡区关上街道日新社区居民对“仇书记”的认识首先从拆迁开始。日新社区的居民都是农民身份，出租自建房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见缝插楼”是城中村独特的景观。

　　作为昆明366个城中村之一，日新社区已经开始扬起拆迁的硝烟，社区公建房和社区主任家的12层小高层已经开始拆除。

　　尽管政府对拆迁的补助方案有着比较周到的考虑，但问及村民，大都摇头表示未来的生计将成问题。昆明366个城中村居住人口达到110多万，占昆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市城中村要在5年内改造完毕，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有关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动作这么大，很难避免矛盾的集中爆发。”

　　比照宿迁模式，昆明的医院即将“卖掉”，这样让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人感到忧心忡忡。

　　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仇和说：“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昆明人在尴尬的现实面前认可着仇和的宿迁模式。宿迁是江苏比较落后的地区，昆明是中国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一部分昆明人在这样的逻辑中推理，仇和在昆明套用宿迁模式的合理性。但昆明毕竟不是宿迁。

　　一位昆明网友说：“改革是要进行的，发展也是必然的，但是，作为地处苏北，建市不过12年的宿迁市，能和昆明这个拥有1240年历史的省会城市相比吗？”

　　“仇和带来的一些做法，我们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研究。”云南省一位经济研究者这样说。市政设施建设，产业更新换代，财政收入的增加，这些是必须要大力靠招商引资的依据，但也有观点认为，仇和在推崇东部经济模式的同时没注意到其该经济模式已经呈现出来的弊病。以苏州为例，GDP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5746美元，成为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的状元，但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还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发展较为迟缓的成都。

　　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上，北大教授姚洋表示，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他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仇和到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最后一块净土昆明将受到仇和经济模式的破坏。

　　“昆明已有滇池污染之痛，而且位于金沙江等几大河流的上游，新一轮大发展会不会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重蹈太湖污染覆辙？”昆明一位企业家这样问，他还担心仇和在大力招商的同时“冷落”了本土企业。

　　昆明的一位经济研究者表示，目前仇和还没有给昆明人勾画出一个明晰的未来，喧嚣的背后，昆明的未来定位依然是个悬念。宿迁之变已是历史，时隔数年之后，外界还没有看到仇和在昆明有着与时俱进的创新。

　　新闻“漩涡”中的仇和与昆明

　　“仇书记倡导思想解放，推动政府效能改革是政府本身职能的回归，何谓‘新政’？”——云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助理孔灿

　　在仇和的施政模式中，媒体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仇和赴任昆明之初，高调向媒体要负面报道，令当地媒体兴奋不已。犹如公开宣言，仇和在“沉寂”近两年之后再次以开明的姿态活跃在新闻的视野中。

　　有评论认为，仇和此举极具政治智慧，高调的背后是借用媒体的力量在“人地两疏”的昆明激活他的“改革程序”。

　　回顾仇和主政宿迁的几年，一方面是他主导着地方媒体为他推行的改革摇旗呐喊，另一方面是他无权掌控的媒体对他一轮又一轮的责难。

　　同时，他主导的公推公选，任前公示等制度创新又赢得了媒体的赞许。

　　仇和在正面和负面的新闻中交替成为主角，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媒体的神经。伴随着他的升迁，争议不断，新闻不断，成为国内官场中一种奇特的现象。

　　媒体用“空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仇和的昆明履新，用“风暴”“旋风”“新政”等词语来形容仇和的施政。在“瞌睡局长”事件出现之前，仇和一直站在舆论的制高点掌控着当地媒体形成轰轰烈烈的改革声势。

　　“瞌睡局长”事件将仇和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被冠以“家长作风”“人治色彩”之名，仇和开始陷入被动。当地媒体记者表示，相比之前，当地媒体在报道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时少了一些“自由”，但对负面报道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当地一家媒体报道了“79部‘一把手’电话无人接听”的新闻，在一次会议上，仇和表达了对媒体报道的不满：百分之九十多的都有人接听，为什么专报没人接听的？

　　昆明市委宣传部的官员表示，自仇和赴任昆明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家媒体要求来采访，还有不包括一些没有通过宣传部门自行在昆明采访的媒体记者，他们经常会接到相关单位部门打来的求证电话。对于一些媒体提出采访仇和本人的要求，他们通常会说：“仇书记说要工作在第一线，暂时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3月21日下午，快报记者打通了仇和的电话，无人接听。稍后，仇和的秘书王绪正将电话回过来，王秘书表示，当前仇书记想扎扎实实做些事，不想接受媒体采访，之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也都要求专访，有的还正式发函过来，但仇书记都没有接受，希望能够理解。

　　云南部分官员也对媒体的狂轰滥炸颇有微词。云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助理孔灿说：“仇书记来昆明是干部正常调动，何谓‘空降’？仇书记倡导思想解放，推动政府效能改革是政府本身职能的回归，何谓‘新政’？”

　　在报道仇和原秘书调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的消息时，当地媒体还特意加上意味深长的注解：“对仇和的执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强，是仇和在宿迁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昆明学界有关人士表示，仇和的改革触及官场潜规则以致与某些官员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也不排除其改革可能出现某种失误。在此情况下，对他的改革举措进行到位而不过分的诠释和执行，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自身及其施政犹如标本任由媒体的解剖，仇和不置可否，置身于新闻“漩涡”中，显得冷静而开明。

　　快报特派记者 杨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