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在祖国和爱情之间抉择

　　1949年7月。在莫斯科波德别尔斯基通讯技术学校的刘爱琴，已经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上学期间，她和同样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待过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坠入爱河，并且在两年前结为夫妇。

　　现在，面临毕业的刘爱琴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选择的艰难：到底是跟丈夫去西班牙，还是回中国，或者两人都留在苏联？

　　她十分苦闷。正在此时，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刘少奇在完成了访问的预定任务后，总算挤出一点时间来陪自己的儿女聊天。

　　刘少奇结束出访任务离开莫斯科之前，将陈祖涛、赵施格、蔡博等在苏联的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介绍了国内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情况，大家都听得很认真。随后，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马上要成立新中国了，革命就要胜利了。你们在这里学成后要回国去搞建设。国内很缺少你们这样的人才，祖国也期待着你们回去能够很好地工作。”

　　这次见面活动结束后，刘爱琴单独找到了父亲，“爸爸，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留下来上大学？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怀孕了，我爱人又是西班牙人，不会中国话。”刘爱琴解释道，还将丈夫费尔南多的照片拿给父亲看。

　　但刘少奇认为女儿的婚姻是不妥当的。他没有提出要和自己的女婿见面，而是婉转地劝女儿不要留在苏联，这次同他一起回国，并进一步补充道：“爱儿，如果留在苏联，你就会面临孩子的哺养、住房、生活费等一系列问题。你回国后，首先自己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要是你丈夫去之后，困难就更多了，语言不通，派翻译又不够资格。”

　　刘爱琴又列举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希望说服父亲回心转意，刘少奇尽管没有把话挑明，但是意思却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他希望这个最后的决定由女儿自己做。虽然，父亲的话的确在理，但对于刘爱琴来说，要与生平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诀别——这谈何容易！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拥有特殊背景的这位中国姑娘思索再三后，最终不得不和心爱的人分手。

　　1951年夏天，在莫斯科体育学院学习的黄健毕业了。他心爱的苏联姑娘塔玛拉从医学院毕业后，在西伯利亚边疆小镇做乡村医生。姑娘的双亲非常喜欢黄健，劝女儿尽快与黄健结婚。

　　当时，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们纷纷考虑回去报效祖国，黄健也不例外。他来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想咨询一下是否能和塔玛拉一起回国。

　　使馆的一位接待同志还没等黄健把这话说出口，便提到了此类问题：“欢迎你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国内刚刚解放，你在生活上会有不适应，或者遇到困难，特别是你想带人回去的话要考虑清楚。”

　　那个年代，组织的话高于一切，黄健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写下了一封信，告诉远在西伯利亚的塔玛拉，他只能独自回国。

　　塔玛拉收到信后伤心地哭了。她在回信中写道：“亲爱的，我为什么不能和你一起到中国，只要我们相爱，我什么都能克服，什么都能适应。如果我们就这样分开，简直太残忍了，亲爱的，你不能这样。”黄健的泪水滴落在塔玛拉的信纸上，他已经不能更改这一决定了。

　　当开往中国的列车行驶到西伯利亚时，黄健向车窗外投去深情的一瞥，也许塔玛拉此刻也正在思念着初恋的中国男友。

　　红色后代的

　　苏联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