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心

　　太原市人大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太原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荣怀表示，此举旨在探索创新立法方式，规避部门立法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立法法》明确提出了“保障公民多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招标绝非改变现在的立法程序，只是在立法前期就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3月23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立法招标”恰恰说明当地人大失职

　　■第一视点

　　跟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去年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机构起草一样，此次太原的“立法招标”也在网上激起了一阵掌声，人们很愿意相信，“立法招标”能够扭转立法部门化的不正常倾向，让地方立法从草案制定时就实现最大程度的公正。但这样的“立法招标”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恰恰说明了当地人大的失职。

　　我国的《立法法》对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制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地方性法律法规的草案起草工作，从来都应该由立法机构自己来完成，现在太原市人大通过招标的形式将草案起草工作转交了出去，恰恰是一种失职的表现。你可能会说，如果草案起草是人大的分内事，为什么很多地方的人大都会委托相关部门起草草案、以至于部门立法成为一种顽疾呢？我只能说，所谓的委托部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同样也是有违《立法法》的规定的，它至多只能算是一种潜规则，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当地人大的失职——将法律法规的草案起草权让渡给了利益攸关的政府部门，当然是一种失职。现在，太原市人大通过“立法招标”将起草权公开转让，则是意图用另一个错来纠正前面的错。虽然看起来实现了立法的公正公开，本质上却依然是一种失职。

　　我们知道，《立法法》上规定享有立法权的省、区、市地方人大，都有专门的委员会，比如说科教委和法制委。应该说，起早法律法规的草案，就是他们的分内工作，草案的起草权是一种权力，但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既然《立法法》将起草地方性法律法规草案的权力交予了地方人大，地方人大就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这种责任。否则的话，除了失职，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权力的让渡。

　　至于太原人大反复提到的“保障公民多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我的理解，这个保障并不在于于法不合的“立法招标”，而在于草案制定出来之后如何让民意最广泛地参与讨论、提出批评，并充分实现其纠错功能。事实上，被太原人大推崇备至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征集民意的过程，也只是在草案出台后才能征集民意。我在想，如果全国人大将《劳动合同法》的草案也拿出来全国招标，怎么看，估计都是一件极其滑稽和荒唐的事情。（林珊）

　　关键是立法过程的透明公正

　　要避免搞成“专家立法”

　　■第二落点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招标”到底能不能形成意见的充分博弈？无疑，这才是立法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关键。既然民主立法的价值应该体现在民意充分参与立法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能不担心，这样的“立法招标”会不会变成孤立的“专家立法”，专家的“一家之言”能否担当起代言民意的重任？同样，对于那些参与竞标的单位来说，又如何保证它们的屁股确实坐在公平与公正的立场上？

　　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配置，来建立起社会运作的秩序。过去权力部门“内部立法”之所以深受质疑，说到底，就是因为那些权力部门对立法的态度是“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他利则拖，分利则拒”，在法规草案中设置自己的权力，推卸应负的责任。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利益主体意见的法律，其质量自然得不到保证。立法要想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最离不开的就是立法民主。民主不仅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上，还必须体现在过程的公开与透明上。立法必须尊重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开门立法、阳光立法，对立法过程从立项、起草、审议都要向社会公开，特别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规草案都要向社会公布，使相关意见获得充分博弈。凡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法规草案都要公开听证。这样，才能使各方利益都得到表达和保障，而不至使法律成为某些部门和集团的牟利工具。（单士兵）

　　■第三只眼

　　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有私利，连政府部门都不能例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自然更不会例外。当超然于利益之外时，他们可能充当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可一旦他们陷入利益漩涡，他们对私利的眷顾和偏爱丝毫不会亚于政府部门。这一点，在近日影响颇大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某些专家教授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何况，专家团队只是“投标者”，发标者及相应政府部门只要利用手中所谓“评标标准”，照样可以将不合己意者踢出局外，从而实现“劣胜优汰”。

　　过去立法政治家说了算，法学家说了不算；现在是法学家说了，政治家点头了就算——其中固然有不小的进步，但绝不可盲目乐观。现在面向专家团队的“立法招标”，与《立法法》中鼓励公民多途径参与立法的规定，并非完全一回事——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立法招标要避免搞成“专家立法”。在操作程序上，“部门立法”是政府部门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而“立法招标”是专家团队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忽略了更广泛民意对于立法意见的自由表达。因此，即使是“立法招标”，法律起草完毕在提交人大审议之前也必须先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既然“部门”不足替公众“代言”，“专家”自然同样不可。（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