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执”

　　小说家们最近在媒体上为交税的事各执己见。

　　一方是二月河，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希望社会今后能考虑为作家们免税，同时对一些出版社施行低税制，以腾出资金空间来建设奖励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奖励机制，这个说法得到了作家北村以及有的出版人赞同。反对的一方则有余华和阎连科，理由是作家不应该享受免税特权，并认为免税措施也不一定就能真激励出“优秀作品”。两方面说得都“义正词严”。但相对而言，二月河的提议更有社会责任感。

　　本来，就内地目前对文学作品所施行的、普遍偏低的稿酬制度而言，无论是二月河、北村，还是余华、阎连科，作为具有一定阅读号召力的“著名作者”，他们的稿费或版税收益，都要比普通作家先天享有某种优势。二月河倡议免税，显然不是他作品销路奇好，想少交银子——因为他还提到了出版界因为成本和税率问题，书价定得太高，让许多钱少的读者望而却步——这一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身为国民，交税本是应尽的义务，可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文学也不再“至高无上”的今天，能一面坚持着清贫的笔耕、一面靠其他技能贴补家用的作家，数量还是极少的。如果一个行业，不能保证它的从事者获得起码的自尊与生活宽松，那这个行业的存在，可能也就只能指望奇迹降临了。二月河们有关免税的一系列设想，正含着此类忧虑。

　　内地二三十年前通行的稿费标准约是每千字二十元。折合今天的购买能力，相当于每千字三四百元。而今天文学作品实际的稿费标准，普遍在千字百元以下。需要说的是，以余华们的文学声誉，他们的稿费早在十年前，已早早脱离了这个行业的一般水准。或许正是这种在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经济上的“从容”，构成了他们维护纳税义务时的“高风亮节”。但他们却忘了提醒社会，在欧美一些国家，虽然不给作家免税，但政府却有着以减免税率为回报，鼓励企业和个人设立基金赞助文艺创作的做法。而这一机制，内地目前几乎还没有。

　　漂亮话说说容易，听听也容易。但最后，还要看说话人的屁股坐在哪把椅子上。那把椅子背靠的，是社会之墙，还是私宅之墙。当然我这里不是反对纳税，而是希望社会能尽早选择一些两全其美的措施。比如今后可否根据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不同商业素质和销量，采取不同的收税认定尺度；还有就是怎样鼓励社会及个体资源，去合理地扶持创作（而不是用钱去收买或搞乱）。至于“中文诺贝尔奖”，考虑到目前文人中无论穷富，财迷都为数不少，还是免了的好。

　　徐江：作家。著有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等。

　　江郎才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