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视点

　　又见退保潮，又见这让人忧伤的一幕：1月18日清晨7点，天刚放亮，在深圳市社保基金个人服务中心，记者拍到了这样的场面，近百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排在服务中心大厅的门口，这些深圳打工者都是来办理退保的。据2月24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自从服务大厅2003年开始办公以来，每年春节前这里都会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来退保的农民工，曾经发号达到4000多人一天。

　　宁愿舍弃养老保险账户中企业缴纳的20%部分，舍弃“老有所养”的未来愿景，而仅仅拿回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促使农民工大规模退保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保转移的门槛限制，另一方面是巨大的利益诱惑。不能转移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来讲，根本没有起到养老保险的作用；而退保只能退个人账户而不能退共济基金的现实，又反过来助长了地方追求当地小利益，对退保大开绿灯。

　　当很多地方津津乐道于建立起了某种社会保障体系之时，有没有人真正意识到“退保”对社保体系的消减与内耗？当我们都不难说出退保潮的原因之时，为什么“社保转移”这样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仍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当我们一次次想弄明白这一切，我们一再发现社保并不是真正处于终端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宏大体系内的细枝末节。汹涌的退保潮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背后中国社会的症候群，并藉此认识中国后改革时代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所在。

　　症候群之谓，乃指因某些有病的器官相互关联的变化而同时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以是观之，一个社保转移之难，其实正是种种公共政策之痛的反映。首先是诟病已久的户籍问题，其背后城乡隔阂以及国民自由流动的问题。掣肘农民工社保转移问题的关键，正是在户籍羁绊之下，城乡之间难以达成政策性对接的原因。报道就指出，打工者想要把其他城市的社保转到深圳，都会遭遇一道硬杠杠，就是深圳户口。

　　还有地区间与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收入的差距，也必然导致了社保基数的差距。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副局长指出，“深圳市的养老保险在全国应该说是比较高的，甚至是最高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地都可以随意转移的话，那全国都不在深圳干或来深圳干几个月就把整个关系转过来，深圳市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是会承受不了。”当然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地区间政策以及利益壁垒的问题。在社保体系上的各自为政，拒绝流传，那么随之而来的地方利益是多大呢？以深圳为例，最保守的估计，“一年里退保的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

　　这些问题深层次的相互作用与关联，纠结成为退保潮这种难以言喻的现实与无奈。它不仅造成了农民工乃至所有流动者缺乏某种身份认同以及归属感，也更造成了他们难以享受到应有的权益与保障。户籍制度下的自由流动权，收入分配下的社会公平权，社保制度下的社会保障权……每一种迟迟不肯回归的公民权益，其实也都处于“一损俱损”的状态。因此，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症候群有一根深切的线索的话，那只能是权益的缺失。“不谋合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不从公民权益保障这个根本着手，所有细枝末节的改良仍难以收之实效，所有关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改革仍只能处于“启而不动”的胶着状态。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