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的《中国新闻网》上有一条新闻——“香港‘18’号车牌拍出1650万港元”。文章中说，香港特区23日拍卖的40个车辆登记号码中，“18”号车牌以1650万港元成交，是历来最高的成交价。如果单看这个创纪录的车牌成交价，这条新闻倒和一条娱乐新闻差不多。但我感兴趣的是这条新闻后面的内容：据香港政府新闻网消息，23日共卖出38个车辆登记号码，总成交价33691000港元。在扣除开支后，所有款项拨入政府奖券基金作慈善用途。至于拍卖自订车辆登记号码的预计净收益，则将用于扶贫工作。

　　这部分内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香港此次拍卖车牌的所得，扣除开支后都将用于慈善事业和扶贫工作。也正因为香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地交待了拍卖所得的去向，才令“拍卖车牌”这一行为显得不那么刺眼——“劫富济贫”的公共政策，本身就是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的。

　　内地也有拍卖车牌的城市，比如上海。前段时间有报道说，上海的车牌价格已经飙升到平均五万多元一块，因此也被人戏称为“最贵的铁皮”。但这个价格依然比不上香港的车牌价格，甚至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但人们对待上海的车牌拍卖却不像对香港车牌拍卖那么平静，事实上，上海的车牌拍卖一直被舆论所质疑，前几天“新华视点”更是刊发长文，详细报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上海拍卖车牌十几年来百亿收入的去向提出质疑。不错，正是车牌拍卖的巨额收入成谜，让上海的相关部门一直备受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虽然此次他们回应人大代表说，拍卖所得已经用于公共交通发展，但具体的资金去向却一直未能公布。这种含糊其辞的表态，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怀疑和对拍卖车牌政策的不满。

　　其实社会理性告诉我们，政府部门通过车牌拍卖、收取市中心交通拥堵费等政策来调节车辆的保有数目，进而最大限度利用道路资源，这些都是正当的。但为什么无论是车牌拍卖还是收取拥堵费，收取时总是骂声一片？你不能怪人们太情绪化，太容易走极端，你只能怪相关政府部门没能做好拍卖和收费的配套工作，比如说详细交待车牌拍卖所得或拥堵费的去向，只有当人们愿意相信政策初衷是整合道路资源和保障社会公平、而不是政府部门通过收费为自己设小金库，他们才会认同政策的实施。否则的话，如果收入去向成谜、政府部门语焉不详，就会使原本正当的行政手段变得无法让人认同，乃至引来骂声一片。

　　车牌仍将拍卖，拥堵费或者很快也要开收，相关部门会说这些举措是与国际接轨的。我所希望的是，政府部门能在拍卖和收费的同时，向香港的运输署一样，将收费的用途跟公众作个明确的交待，现在都流行与国际接轨，我想，这也算是接轨的一部分吧。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