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此次公布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

　　（《中国青年报》2月18日）

　　[燕赵一评]

　　政府与民众之间这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这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启迪“官智”。

　　政府机关以及政府官员的设置，就是为社会及公众解决“麻烦”的，自然不能害怕“麻烦”。因此那种担心因公布官员联系电话而招致负面影响的顾虑，大可不必。而且出于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即使是对官员个人产生一些麻烦，也是必要的“领导成本”。何况，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受到抢购这种现象本身，也表明市民对公布之举的深以为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官员与民众互动的资源仍然十分稀缺的情形下，昆明的公布官员联系电话之举，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弥补与沟通。

　　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卖出好价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信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的“饥渴”表现，也是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这也表明，除了电话或信箱这种日常联络工具之外，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及框架内，政府与民众之间仍缺乏有效互动的制度设计。

　　[快报再评]

　　仇和又引爆了新闻。从江苏到云南，仇和几度置身于议论的漩涡之中。以前，仇和的铁腕形象使人热议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这次“昆明纸贵”仍是铁腕昭然，但舆论对仇和此举基本持有肯定评价，认为这是在打造阳光政府，引发监督热情。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在中国的官场上，仇和是一个异类。他像一条鲶鱼钻进沙丁鱼群，促发人们对政治生态的种种思考。人治？法治？阳光政府？促进监督？我不知道仇和在铁腕运作前是否考虑了这些问题。事实上，仇和式的铁腕也好，那些不铁腕的官员也好，都很难在人治与法治的意义上称量。铁腕有人治，不铁腕也未必就不是人治。人治与法治，须放在总体的制度架构上考虑。

　　仇和是一个公开了自己特性的官员，而事情公开总需要一点“不怕影子斜”的自信，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政治期待，仇和可以认为是一个好官，甚至有成为“仇青天”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总体的制度架构所致，仇和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不仅只是少见的特例，而且更像传统的能臣干将，而非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强力人物。“仇和风暴”一再出现，表明人们期待现代意义上的官员有多么困难。仇和的意义在于，他不断刺激了人们对现代政治与官员作为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