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十周年的18部献礼片中，《老兵新传》名列前茅，这不仅在于此片较早完成而得以最先面世，更主要的是因为它通过对开发“北大荒”建立新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农场的生动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从部队转业的农场场长、主人公战长河这样一位富有时代气息的“老兵”新形象。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曾撰文写道：“我回想了一下，在我们影片中，出现这样生动的‘老兵’形象，还是第一次。”
三人打开“北大荒”大门
编剧李准在回顾该片创作过程时，曾感言《老兵新传》是凭一股激情写的，“激情”就来自于他所经历的留下深刻而难忘印象的“北大荒”之行。那是1956年春天，李准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东北进行采访。在一个称得上是个“农业城”的农场里，他听了很多带有浪漫色彩的动人故事。最为感动的是一个分场场长，他是我国第一个农场的场长。还在1948年我解放军刚刚取得辽沈战役胜利的时候，他和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个小通信员，冒着大风雪来到了草原。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一个日本鬼子修的破碉堡里安下了“办公室”，挂上了新中国农场的第一块牌子。他们在马棚里吃了春节的第一顿饺子后，就开始了艰难的草原创业。结果他们胜利了，打开了“北大荒”这个粮仓的大门。
见到这位场长后，李准有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特别是第一次见面时，场长谈到办农场的感想时说：“来到草原上就是斗争。你得和天斗，和那些落后脑袋斗。”听起来这只是闲聊中的一段平常话，可是李觉得它的分量重极了，是一场不平常斗争的总结。他反复想了好多个夜晚，后来成了创作《老兵新传》剧本的主题。
很快，李准有了一个发现：农场的工人、干部乃至炊事员都非常喜欢场长。虽然场长和别人谈话时非常坦率，总是不客气地有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人们在谈起场长的时候总是笑着。他仔细研究后，发现正是场长惊人的坦率性格使全体工人很容易了解、信任他，能够相互“交心”。李准就碰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新工人问场长：“听说这里的水喝了，会害大骨节病？”回答是：“谁说？没有的事。我来了快十年了，就没害过。”工人仍咬定：“人家说是小孩子。”“哎！你等一等。”场长好像要给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突然从办公室跑到院子里，找到一个小孩，立即抱进来放在桌子上，拉开他的小腿对那个工人说：“你看，没有吧，他是在草原上生长的。”这么一场小小的喜剧，对李准后来塑造战长河很有启发。
资深电影“老兵”伸出手
《老兵新传》是李准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首次“触电”困难不小，剧本的第一稿，只写了一万多字，仅是老战去北大荒时的几个情节。所幸的是上影方面“识货”，资深电影“老兵”们伸出了提携扶持之手。上海电影局主管艺术生产的领导张骏祥看过此稿后，首先作出批示“清新可喜，人物可喜，作重点片抓”，当即把稿本交给了上海海燕厂厂长、著名导演沈浮。沈浮仔细做了研究，明确表态：“我拍！”后来赵丹看了剧本并与李见面以后，也称道说：“这小子是奇才!”正像李准自己在破解《老兵新传》成功之“谜”时所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起点高，开头跟的师傅高，如沈浮等。”
沈浮是30年代就从事电影导演的老艺术家，一向勤勉敬业、谦逊宽厚，在业内有“老大哥”之称。当他看到《老兵新传》的剧本初稿，虽然比较简单与粗糙，但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出取材上颇有特点。就在这时，沈浮接受了文化部电影局派其赴苏联学习拍摄宽银幕新技术的任务，为时半年，只能将拍摄《老兵新传》的计划推后。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沈浮十分珍视，除了集体参观红场、拜谒列宁墓之外，苏联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他都没有去，所有时间都蹲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宽银幕摄制组内学习。从苏联归来后，沈浮决定立即启动《老兵新传》的拍摄工作。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幅员辽阔的北大荒，非常适合拍摄宽银幕场景，正是将自己所学技艺充分施展的良机。他写信邀请李准速来会合，与摄制组主创人员一起赴北大荒深入生活，一边修改剧本，一边选看外景。
实拍时，沈浮从剧本的特定题材出发，把它处理成一部生活化的影片，不借助欲扬故抑等落套手法，而是重视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来揭示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
主演和导演是绝配
影片《老兵新传》能栩栩如生地塑造出战长河生动感人的形象，还得力于另一位“老兵”的加盟，这就是崔嵬。他所扮演的“老战”，既是一个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顶天立地的创业者，也是一个敢怒敢笑、知错就改的亲切可爱的当家人。
为了在银幕上塑造好战长河这一英雄人物形象，夏衍、阳翰笙与陈荒煤等都曾热心推荐演员，沈浮就是在这次物色演员的过程中，与崔嵬结识并最终敲定的。而崔嵬这位久经考验的文艺战线老兵，对饰演老战这个角色十分感兴趣。事实证明，在影片拍摄的整个过程中，作为主演的崔嵬与担任导演的沈浮两个“老兵”合作得很好，将老战这个角色处理得很有魅力，确实为全片增添了光彩。
《老兵新传》上映后引起巨大反响，曾有不少人问过崔嵬喜欢扮演什么——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每次他都是毫不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扮演农民，我更喜欢扮演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白：“我喜欢老战！”面对为什么的追问，他总是毫不含糊的一个答案：“因为我熟悉他们。”
在拍摄过程中，曾有不少人对老战这种敢想敢做的风格提出了怀疑，好心者遂委婉地希望他在表演大面积播种论争时“恰当”地表现老战的“气势”。崔嵬在对此进行认真思考时，立刻就想起部队的英雄、烈士那种敢想、敢说、敢做的伟大气概，特别是想起抗战初期在山西前线，曾听贺龙讲述他一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因此他在戏中表演说服那些惧怕困难要从革命队伍“溜走”的人时，不只是在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而是用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未来的胜利信心去感染对方。
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老战这一形象是否有模特儿？许多人对此感兴趣，用各种方式作过询问。对此崔嵬往往明确给出“没有”的答案，同时又加以说明，一个演员在进行创作时，总不免很自然地根据剧作家所描写的角色的性格去寻求一些自己熟悉的与角色性格、气质有相似处的人作“参考”。他坦陈自己研究角色时，曾不禁想到贺龙元帅以及王震、陈赓等许多高级将领的豪迈性格、叱咤风云的气概。
老花镜和怀表用活了
崔嵬也不讳言自己有过老战的一些经历，譬如抗战期间他在延安敌后开过荒，在大山顶上种过山药蛋(土豆)，最有趣的是解放初期在中南工作时，也曾禁止过跳舞……影片公映后，两个道具——老花镜和怀表的使用颇得好评，就是崔嵬根据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向导演提出的建议。譬如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时，他看到过一个老干部有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便在片中让老战也有这样一副眼镜，在表演听年轻老师讲课时，他先将一只眼镜腿挂在一只耳朵上，然后用尼龙绳代替眼镜腿挂拉到另一只耳朵上，这样，人物艰苦朴素的性格特征自然就呈现出来。
至于那个老式大怀表，是沈浮特意让道具员到上海寄卖商场买来的，它已使用多年，旧链条已被主人抚摸得晶莹发亮。崔嵬依靠长期部队生活的观察与体验，用它设计了许多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并让这一道具贯穿了全剧：初到北大荒风雪交加的夜晚，老战和小冬子在碉堡里挤在一起陶醉地听着大怀表报时的声音，后来老战从小冬子常常悄悄趴到自己胸前细听大怀表的“嘀嗒”声，察觉出小通信员喜爱的心思，在最后要调动工作临别时将这心爱之物送给了他；而当老战坐着小汽车离开农场时，忽然又在车上听到熟悉的“嘀嗒”声，开始还怀疑是自己幻觉，结果发现小冬子正躺在汽车的行李厢里，凝神谛听握在手中的大怀表的响声，原来小通信员实在不愿离开老战，悄悄跳进小汽车行李厢，跟着老战一起动身……
影片公映后每放到此处，许多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崔嵬遂公开了自己拍摄时同样流了泪的“幕后花絮”。这也道出了老战艺术形象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所在：力求自身独具的条件、气质、激情、魅力与角色创造的最好重合。
朱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