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女大学生冷静在春运的第一天就殒命列车车轮之下。事后媒体做了好几种假设，其中一种假设是如果她不把14日的座位票改签成13日的站票，这场悲剧多半可以避免。悲剧的因由之一竟然是这位女孩回家心切，这不得不让人悲叹命运的无常。1月24日的《南方周末》报道说，铁道部部长对冷静的死感到很痛心，其实痛心的又何止他一个。

　　在外的游子，有几个人不是想早一点回到温暖的家中？家，是人身心最好的休憩地，这个家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韩国亦有中秋、春节各条公路上大堵车的报道，韩国的版图才近10万平方公里，其探亲潮比起广土众民的中国，是小巫见大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春运一年比一年紧张，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依然赶不上汹涌的“民工潮”、“学生潮”。

　　这种春节国人南北迁徙的潮流，几乎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哪个时期的人口像这二三十年来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流动。我们的民族几乎成了一群候鸟，集体迁徙在天南海北之间。传统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除了宦游在外的精英，飘荡江湖的侠客，一般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背井离乡。人们把离乡在外的旅程视为畏途，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因为一个人离开了熟人社会的庇护，而传统的政府是为农业社会设计的，陌生人构成的外面世界里，有太多个人不可知不可控的危机。

　　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离开故乡，去外面谋生。但刚刚转型的社会里，多数人并没有完全融进都市，他们生命的根还留在故土，他们的灵魂几乎被剖成两半，一半属于谋生城市一半属于故土。春节，是亲近故乡，家人团聚的最佳时间段。这便是这些年春运潮持续不退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面对转型期出现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农业社会的管理思路显然陈旧不堪，人们需要和时代一样进步的公共服务，但在许多方面，相应的公共服务是滞后的。长平先生评价冷静的悲剧时说是因为不被信任的火车导致。因为这些买着站票的旅客们对能否挤进车，在车上占有一个更好的位置没有把握，只有靠人类最原始的竞争——靠力气抢占一块立足之地。可不被公众信任的何止是“火车”？几乎一切公共服务，都是这样的“火车”，人们唯恐自己被拉下了，拼命地往前挤，最后酿成一些穷人相互伤害的悲剧，如被挤到车底下的女孩冷静。冷静被挤倒在车轮下几乎是一种隐喻，隐喻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渴求和窘境。买机票的人不会这样挤，是因为他们对后果有很确切的预期——不出现重大问题飞机不会撇下有票的旅客。可是，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候鸟”，不是坐飞机而是坐火车汽车迁徙的。针对这种现实，公共政策的设计者要把重点放在坐火车的人身上而非坐飞机的人。如果一种公共政策出台，让人感受到总是那些相对强势的人占便宜，那么人们对所有政府提供的“列车”可能都有不信任感。人们生怕过了这村没那店，凡事都要抢在前面，这就是即使两个人也不愿意排队上车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时刻担心面前的那辆车撇下自己呼啸而去。当然，这种社会现象的造成，和中国人口庞大人均资源少的现实有关，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就不能解释人口更为稠密的日本，为什么公共秩序良好，而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在金融危机后秩序混乱。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尤其是能否保障弱势者、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公共政策的让公众有对政府信心，从而对搭乘的火车，对旅途中的陌生人，对自己顺利平安抵家，都有足够的信心。弱女子被挤倒在车轮下的悲剧才可能尽量避免。

　　亿万个刚告别田野的中国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这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何尝不是在找一个温暖的家园？我们曾经过于急躁过于焦虑，走过了好多弯路，受过了许多挫折。回家的路，请慢些走，只要家园的方向不迷失，总会平安到家。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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