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对于“许霆恶意从ATM机上取款被判无期”一案是否发回重审，各大媒体纷纷作出各种猜测。最新消息显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把《刑事裁定书》发到许霆的辩护律师手中，而许霆的父亲许彩亮也经由律师拿到刑事裁定书，许霆案发回重审已成定局。

　　（《新快报》1月17日）

　　广东省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耐人寻味，就算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般来说，只有案情复杂的案子才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而本案的情节已非常清楚，争议的只是法律问题，比如说ATM机算不算刑法意义上的“银行”？许霆的行为是构成盗窃罪、侵占罪还是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对这些问题，二审法院更有义务尽快给出答案，“迟到的正义是不正义”，直接查清事实改判不是更快吗，二审法院何必要多此一举发回重审呢？并且，二审法院直接改判比发回重审要有效率得多，让作出错误判决的一审法院适当回避，也更接近公平和正义。

　　关于许霆案，人们普遍希望二审法院能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定法院违宪审查权、“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一样，运用司法智慧，对本案作出既符合法理又能得到公众认同的判决，从而形成经典判例，影响到今后的类似判决。但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这个行为来看，人们可能高估了我们一些法官的智慧和司法机关的创造性。

　　二审法院不愿直接查清事实，而宁愿采用更为繁琐的发回重审，一方面是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另一方面可能是希望拖延时间，避免直接与舆论对抗，等到舆论的焦点转移了再来宣判。

　　此外，二审法院可能还希望利用重审来争取时间向上请示，等待最高司法机关的一锤定音。在我们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法院自身缺乏独创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外界的种种因素（比如人事权和财权普遍受制于地方）事实上也制约了他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因此，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进行“内部逐级请示”是一个“潜规则”。因此，不排除二审法官利用发回重审的时间向上请示的可能，等到重审后被告再上诉时，可能请示结果也出来了，有了“尚方宝剑”，他们就能胸有成竹地宣判了。

　　二审法院将许霆案发回重审，是现实司法环境下法官的“司法艺术”，由此来看，我们要出一个马歇尔大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联邦首席大法官）式的法官，路途还很遥远！（杨涛）

　　“许霆案”为何

　　不能直接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