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个谜团：为何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获得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本书选取的故事，悬念迭起，内涵深远，影响至今。这些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在当前“历史热”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拦腰斩断了大唐黄金盛世。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764），京城米价飙升到每斗1千文。据《通典·食货七》载，大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725），每斗米才13文，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一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应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

　　更恐怖的是，皇宫警卫部队一度断军粮饿肚子，竟想造反。急得代宗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坐立不安。幸亏江南未经战火，唯一的希望，就是以长江中下游的物产接济京师。

　　于是，唐朝恢复经济的命运，就寄托在漕运（水路运输）上了。代宗急切下旨，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推荐不久前刚被罢免宰相职务的刘晏担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岁的刘晏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兼掌管安徽、河南以东税赋、运输及粮储的最高经济负责人。

　　都城长安（西安）附近地区产的粮食，远不能满足当时京城上百万人口和大量驻军需要。如何把粮食运到京城，是一件重要大事。用马车牛车陆路运输，不但载重低而且牲口也要消耗，而一艘大型木帆船能运十几万斤或几十万斤粮食。因此，漕运成为重中之重，不然皇帝也要饿死。幸好隋朝开挖大运河，为唐代漕运创造了条件。

　　当时漕运复杂之极，先是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集中，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河，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里。

　　刘晏受命危难，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映入刘晏眼帘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的惨象。兵乱以来，很久没有整治河道了。到处泥沙淤积，河床堵塞，千里河道变成了浅水滩，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驻军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

　　刘晏心里沉重至极，他在报告中把困难向元载和盘托出，请求全力支持。刘晏得到元载全力支持，自代宗广德二年（764）开始，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

　　首先是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哪里有困难，刘晏就出现在哪里，终于顺利通航。

　　在运输方案设计上，刘晏有两个突破。一是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二是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地貌、水道、安全、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之后，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为了降低风险，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送，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至于将散装大米改为袋装，更是一个减少消耗的创举。

　　由于综合治理措施得力，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关中即使遇到灾害，物价也不至于腾飞了。

　　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他派警卫部队带着乐队到长安东渭桥迎接刘晏，元载和文武百官亲迎救命粮，向刘晏转达代宗的问候：“你真是我的贤相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