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临刑前曾喟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毫无疑问，自由的确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之一。但也由于很多人对自由的真谛不甚了了，滥用自由，反过来造成了对自由的伤害。如果说自由是最大的善，那么损害自由就是最大的恶，而以自由的名义伤害自由乃是恶中之恶。比如近来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副教授振臂高呼，“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即属此列。

　　本来杨帆教授与学生在课堂上发生肢体冲突，甚不光彩，尽可以批评。但批评者由杨帆教授的不光彩行径推论出逃课有理，逃课光荣，并不忘扯上自由的大旗，不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自由，更多的是公民相对于国家权力的自由，是个人权利免于被侵害、被强制的自由。众所周知，对于个人的权利而言，施以侵害最经常的主体就是国家权力。所以我们今天倡导自由，应该更多地宣扬“钉子户”有不被强制拆迁的自由，网上灌水有不被删帖的自由，纳税人有同政府商讨缴什么税、缴多少税的自由，外来务工人员有在街上散步不被查暂住证的自由。

　　显然，教师维持课堂秩序的权力不属于国家权力，因此把逃课上升到自由的高度有些可疑。老师管理学生的权力大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二是契约。学校治理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化，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赋予了教师包括维护课堂秩序在内的权力。当然传统是可以修正的，但契约却是坚实的，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实际上就已经同学校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学校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则有义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也就是说，学校治理制度是基于传统和契约的一整套规则，这套规则的最高目的是保证学生学习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漫无边界的自由，相反，却尊重规则的权威，因为规则是自由的保障。

　　绝对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固然令人神往，但智力正常的人都明白，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人毫无节制的自由必然是对其他人自由的伤害。因此不如制订规则，划清人己界限，让大家在各自的领地当中享受基本的自由，而不损害他人的自由。这就好比去餐馆吃饭，虽然你付了钱，被尊为上帝，但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守用餐的规则，比如不能去别人的桌上吃饭，不能在用餐的地方随地大小便，不排除有些醉鬼会这么干，但警察叔叔会请他们去喝茶，因为他妨害了别人用餐的自由。

　　同样的道理，大学生虽然交费了，但也没有破坏规则的理由，没有随意破坏教学秩序权，更不能剥夺教师维护课堂纪律的权力。当然，我必须承认，现在有些老师课讲得的确很烂，有些教师不守师道，比如杨帆教授向学生兜售光盘书籍，对学生爆粗口，这实际上是违反契约的行为，学生应该根据契约寻求救济，要求此类老师“下课”。

　　现在的问题是，契约不完善，或者执行契约的成本太高，于是学生们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逃课。对此，我也抱有最大限度的“同情之理解”。但逃课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当务之急是改善这个契约，让这个契约在约束学生的同时也能有效地约束校方。鼓吹“逃课是自由的象征”，怂恿逃课，只会破坏基本的规则，最终损害学生最为重要的学习自由。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学者视线之周云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