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作演讲时一语惊人：“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因为在大学里穷孩子只占10%-20%”，而前不久，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也说过类似的话。学者们屡屡提出大学学费应该涨的观点，究竟是基于什么判断？我们又能够从其中解读出什么？本版特编辑一组文章，希望从各个层面来解读一些学者的“涨价论”。

　　先保证穷孩子都能上得起学

　　加大教育投入

　　是唯一的坦途

　　提高大学学费，富人多掏了钱，这没问题，问题在于，通过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无法解决穷人上大学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复杂而细致的现实问题，居于学术顶端，常常研究宏观议题的权威茅先生可能未必能关注得到，体会得到。首先是奖学金制度。我们知道，我国高校的奖学金额度是非常低的，前几天有媒体说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总量是北大的90倍。指望奖学金来解决大学学费，只有大幅度提高额度一路可走。这笔“增量”的来源暂且不说，分配就是个大问题。人的能力有高低，谁能保证穷学生就能得到这笔钱？

　　事实上，高校奖学金分配不公本身就是一个积弊。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慢慢解决，但穷人孩子上大学等得起吗？同样道理，高校的助学贷款也面临着一个“僧多粥少”的现实局面。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助学贷款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还是赶不上持续走高的大学学费。那么，在政府投入不变的前提下，我想不出提高学费对穷孩子有什么现实帮助。

　　张维迎也说过：争议一个制度或政策的优劣，首先要拿出一个有可行性的替代政策，而不能拿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可实行的理想政策来作比较。以此来看“提高学费”论，则不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

　　（吴龙贵）

　　1月6日有媒体报道，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教育经费统计情况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01％，没有达到国家提出的4％的要求。另外，2006年有1/3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的要求。当GDP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鲜亮呈现，当更多的城市迈入“3000亿俱乐部”、成就“富可抵省”的荣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本就捉襟见肘的教育投入依然在持续着受冷落、受伤害的命运？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茅于轼先生的“提高大学学费论”——靠富人接济穷人的观点是多么错缪。必须要认识到，大学学费问题本质上是教育问题，而不是贫富问题。“富”不是原罪，“穷”也不构成向同等权利人索取的筹码。

　　在教育框架内，富人和穷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实行“损有余而奉不足”的策略，毫无道理，也注定行之不远。显然，解决穷人上学的最好办法，是国家教育责任的自省和公共财政的垂顾，舍此再无其他坦途。

　　（张若渔）

　　大学里为什么

　　穷孩子这么少？

　　错不在茅老，只是现实太坚硬

　　教育就像一个筛选机，社会向人们提供了不同的阶层位置，而教育在筛选之后把人们分配到高低不同的分层位置上。面对高昂学费，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就会变多，而穷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则会减少，“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就是明证。

　　穷人孩子在高校里所占比例少，只会进一步强化教育进行社会分层的功能，让社会不平等一代一代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提高学费，只会让穷人孩子在高校里所占比例愈加减少。而穷人上不起学，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隔阂加深，这样的结果，想必也不是茅于轼先生愿意看到的。（王攀）

　　茅老为什么会赞成大学学费涨价？很简单，他是个彻底的市场派，一切问题以市场观点出发，学费该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要涨要降随市场，如果以财政补贴来维持低价格，那就是补贴所有人，得益最多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真正符合社会正义的政府补贴应该是针对穷人的，而不是所有人的。

　　其实这只是两种路径的选择而已：以降低价格来帮助穷人，还是以补贴穷人来帮助穷人。前者无疑是收获最大多数的支持，因为看起来人人得益，但无数经验证明作用是有限的，同时价格的扭曲会损害自由市场，市场派的茅老当然不会赞同；后者无疑是一条更理想的路，但不得不说，在当下的环境中是缺乏基础的——价格涨上去了，但未必就能更好地补贴穷人，只会是穷人更难过而不是更好过。

　　茅老想向公众阐明市场才是最好的办法，但公众看不到完全市场化的可能，他们只会基于现实去看待一个人的观点。在教育不能市场化、财政补贴又镜花水月的背景下，赞同大学学费涨价，显然是为高校寻求更大的利益开道。作为学术观点，茅老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睿智的方向指引，但现实很微妙，有些人在曲解学术观点以达到追逐不可告人的目的上表现得太聪明了，出于这种担心，公众必然会强烈反对这种观点。茅老没错，反对也有理，因为，我们无法抛开眼下坚硬的现实去理解他的观点。 （范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