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站在遇难者名单墙前深切缅怀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公布了新发现的四大埋尸“铁证”，这些资料从慈善团体、伪政府、日军、市民四个方面，与已经发现的资料叠加和充实，从而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更加确凿无疑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专家建议
红卍字会内部报告再现新证
“大屠杀期间，一些社会慈善机构的埋尸记录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的有力铁证。最近又发现了一份最新的资料，即南京红卍字会的欧阳都麟等几位副会长内部所写的的一份报告里面提到：1938年3月份，已经收埋了10万具尸体……”孙宅巍说，这份报告里面所提到的10万具尸体，与此前发现的4万多具有惊人的差距。如果这份报告统计确实，将使得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人数又有增加！“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还在研究考证。”
不过，目前已有四大埋尸新证确凿无疑。
新发现五家慈善机构埋尸
孙宅巍介绍说，目前已经被载入史册的当年参与收埋尸体的社会慈善团体有崇善堂、同善堂、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等4个慈善机构，共掩埋尸体达18万余具。其中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66具，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43123具，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22691具，同善堂掩埋尸体7000余具。这些不仅有详细的埋尸记录，大量物证，还有当年参与埋尸工作人员的具体指证。
而目前新发现了另外五家慈善机构参与收埋大屠杀遇难者尸体，包括：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众志复善堂。其中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掩埋尸体1559具，顺安善堂掩埋1500多具，孙宅巍介绍说，“南京代葬局是我在南京市档案馆翻阅资料时，新发现的一个慈善团体，主要职能为慈善性质的施材、代葬停柩等。在南京沦陷初期，面对城乡大量被屠杀的市民，代葬局开始收埋，共掩埋了1万多具死难者尸体！”
日军自己动手处理尸体
“12月19日早上7点30分，列队集合去扬子江边清理尸体，到现场一看，我吃了一惊，那儿横七竖八躺着几百具尸体，因为全被浇上汽油烧过，所以散发出恶臭。今天师团全部勤杂兵都参与清理尸体工作，一直干到下午2时结束。”这是来自日军第13军团第65联队士兵远藤高明的日记与书信，记录了该部在南京幕府山下将万余尸体抛入江中，予以“清理”的实况。孙宅巍介绍，随着近年来大量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以及回忆录的披露，证明日军确曾自己动手参与掩埋了大量遇难者的尸体。
另外，还有来自日军第16军团第33联队官兵的一组口述资料，见证了该部将大量尸体直接抛入长江的行径。其中山冈敏一这样描述：“（中国人）有的被枪当场打死，有的只是被打倒，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统统扔到江里去，我就曾经拖着活人的手脚把他们扔进了江里头。先是让中国人排成排给我们枪毙，然后又是咚咚咚往长江里扔。”
发现伪政府埋尸新资料
近年发现的一份由日本特务机关制作的伪南京市卫生机构掩埋队工作统计表，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到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机构，直接掩埋的尸体数字。“昭和13年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在当地的公共卫生组织，即作为维持社会慈善事业的市卫生局，下面有掩埋队（死尸埋葬队），队员（男性）16名，每月经费288元，用于南京市的尸体和露棺的埋葬、火葬。”该统计表显示，1938年1-12月期间，由伪南京市卫生机构，共掩埋男尸8966具，女尸146具，孩尸205具，尸骨24具，合计9341具。
另外，还新发现了一批伪南京市卫生机构修补坟墓的报告。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后，城内有待修坟墓26400余个。孙宅巍说，这些待修的坟墓决非市民自然生老病死所形成，而是有着“事变之后，城乡内外，尸体遍地”的重要社会背景，由此也证实了日军这种“零星”与“分散”屠杀，所构成的惊人规模。
市民分散收埋尸体
过去，南京大屠杀以后市民零星、分散的埋尸活动往往被忽略，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各方与学术界对南京近郊地区幸存者的查访，从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极有价值的埋尸资料。孙宅巍介绍说，“在汤山镇湖山村的一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上，就刻有64位遇难者的名字，这还只是在一个村里！”
在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殷山矶的小山上，又发现了一处新的遇难同胞丛葬地。当年曾参加埋葬尸体的赵福友老人说：“我记得这个土堆里埋着100多位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村里几十个村民参与了埋尸，“掩埋的时候我们用独轮车推，用箩筐抬，把尸体搬到山坳里，前后埋了15天，填上土后，山坳里起了一个大坟头。”
孙宅巍说，类似这样的分散掩埋，面广量大，涵盖了南京四周的郊区，而这部分的尸体数字还没有列入到任何综合性的埋尸统计中，这些对于进行南京大屠杀规模 与遇难者同胞数字的实证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快报记者 都怡文 郑春平
江东门纪念馆
应申请警示性世遗
70年前，30万同胞遇难，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奸淫，“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建立有一定的关系。”昨天下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递交了一份《寻访南京的日军慰安所》的研究论文，并建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申请警示性的世界遗产。
苏智良告诉记者，南京是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较为完备的城市，慰安所不下六十个，在众多日本老兵的回忆中，有不少关于南京慰安所的描述。“慰安所很早就有了，男人最初去的地方就是女孩子的地方。下关有两处，城内有10处或12处。对岸的浦口也有三四处。因为没有专门照顾女孩子的机关，所以暴行更加严重。下关慰安所里的朝鲜人比较多，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
苏智良说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广岛的政木五郎，于1940年2月应征入伍，到南京时他只有20岁，没有任何性经验，在老兵的带领下，他曾去慰安所，遇到的是只有十多岁的中国姑娘。这些都表明，日军在南京设置的慰安所非常普遍。苏智良告诉记者，南京慰安所的调查将是他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的建立，苏智良建议，南京应该为该馆申请警示性世界遗产，“中国是日本侵略最大的受害国，但是中国这么多纪念馆却没有一个警示性的世界遗产，而国际上与南京大屠杀类似惨痛的如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轰炸纪念馆等都已经申请为警示性的世界遗产了。”他提醒，如果申请，按照国际惯性，现场一定要原址保护，保护得越好，申请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快报记者 都怡文 毛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