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以控制污染为由做出自2009年开始禁止养猪的决定。当舆论大体呈一边倒反对之时，东莞市终于出面辩解，称在该市禁止养猪属于科学决策的顺势而为。而最新消息称，东莞禁养的范围将由猪扩大到家禽。

　　（12月9日《新华网》）

　　科学决策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养猪有污染，禁止养猪也并不意味着东莞人就吃不上猪肉了，而且养猪业在东莞已属于落后产业，所以，“没有必要为落后产业的继续存在寻找理由，养猪业的淘汰是东莞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该科学决策有多科学暂且存疑，但由此却大体可以揣测，东莞此次解释基本说了实话，禁止养猪，实在未必是因其多么污染，而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

　　应该说，地方政府有理由从该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规划上，做出鼓励何种产业发展同时抑制某种产业发展的决策。问题是，应该如何鼓励，同时又应该如何去抑制某种产业的发展？可以说，选择何样的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从中几乎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该地方政府的行政自信究竟来自何处，行政指向，又究竟指向何方。

　　尽管东莞的产业调整有其合理一面，尽管东莞也给了养猪户一定的缓冲时间，但最后通牒式的禁止策略，还是实在太过于粗暴。本质而言，其对产业发展的利益追求，远远超越乃至无视了个人产业选择的自由与权利。至此，再合理的行政，也丧失了其合理的内涵。从报道来看，东莞也考虑到以“生猪定点基地”方式规范散乱的养猪业。但此种定点的合理性，需要重新思考，否则，从前年开始“四清理”，至今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弹？定点规范下的东莞生猪市场，是否因定点而产生了扭曲当地生猪生产成本和市场的现象，从而使得定点变成了高价？当存在明显的利润空间，产业门槛设置的合理位置，就必然存在重新界定的要求。以为有了产业门槛就自动拥有了产业调整的合理性，就可以以门槛禁止某种产业，仍然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政蛮横。

　　本来，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某个地方要吃猪肉，也的确没有必要非要自己养猪不可。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金贵的地皮也当然可以优先用于利税贡献大的支柱产业。这本来是合理的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没有什么羞羞答答不能示人的。不知东莞出于何种考虑，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不愿意明白说出来，非要等到舆论一片哗然，自己陷于被动的时刻，才承认是“产业结构调整”。现在，东莞又在禁养家禽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当地政府还是早点说清楚的好。

　　（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