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贺龙、罗瑞卿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全军开展了大比武运动，这与林彪的“突出政治”提法大相径庭。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公开煽动“贺龙搞大比武，是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文革期间，权势倾天的林彪开始向贺龙下黑手了。

　　住处曾被停过45天水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公然诬蔑贺龙“是个刀客，到处伸手夺权，搞颠覆活动”。8月下旬，林彪一伙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直指贺龙。江青到清华大学等处活动，她在群众大会上鼓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贺龙共过事的许多同志都遭到了审查。1967年1月，红卫兵小将疯狂地冲入东交民巷贺龙的住宅抄了贺龙的家。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卧佛寺象鼻子沟一栋平房里住下。

　　2月中旬，林彪一伙指使两个人分别写了一封诬告贺龙的信，林彪、江青利用这两枚重磅炸弹蒙蔽了毛泽东，“贺龙专案组”最终成立，西山的贺宅重新处在严密的监视中。监管人员对贺龙夫妇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曾被停过45天的水源，每天只定量供应一小壶水；两年中贺龙只有两套衣服可供替换；贺龙的糖尿病日益恶化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1969年6月，在西山被监禁2年多后，贺龙的健康每况愈下。6月8日，贺龙听完广播后不断呕吐，出现了糖尿病中毒现象。整个白天，在薛明的多次催促下，只有一个医生给贺龙打了一剂“止吐针”。又经过5次催促，到晚上8点才来了两个医生。他们给贺龙分别吊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药水瓶后，便匆匆地接受“指示”去了，危害糖尿病患者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输了一夜，共2000CC。6月9日，医院来了医生，强制贺龙去301医院“治疗”。

　　贺龙8时55分入院，由于多方阻挠，医生于10时25分才开始给他进行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降到70／40。11时30分，一位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并组织抢救，但那个秉承邱会作旨意的医院负责人，不顾贺龙病情危急，拖了两个小时后，才于下午1时30分同意开始会诊。会诊只允许“背靠背”地进行，医生见不到病人，只能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单和x光片来讨论病情。由于时间一拖再拖，尽管在场的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贺龙于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含冤去世，时年73岁。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成区的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要她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的3个子女也被通知来到医院，他们搀扶着薛明，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第14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遗体被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士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一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党员)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入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一天尸体，这时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橘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

　　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价值仅7元，因而揣摩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

　　总理抱病参加骨灰安放仪式

　　1975年6月初的一天，八宝山业务科来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个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另一位中等身材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两个人要求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赵德路带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去认领一个骨灰盒。进了骨灰堂大门，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要其按证取盒。赵德路接过写有姓名为“王玉”的骨灰证，跟随工作人员刘春生走向了骨灰堂的地下室。

　　刘春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竖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出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这个骨灰盒上面连张照片也没有，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碰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

　　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的骨灰盒取出来后，就在礼堂一室设立了灵堂，骨灰放在靠东墙的地方，西面安放贺龙的一幅遗像，四周摆放着数个花圈和几盆鲜花。军委办公厅和安葬处的几位领导轮流守灵。

　　上午10时许，参加安放仪式的300多位领导人陆续到来，他们当中以老将军居多。鉴于周恩来已患病住院，身体虚弱，中央没安排他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人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已抱病从医院过来了，让仪式推迟一下。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第一休息室，屋里的领导人见到周恩来，都站起身迎接。叶剑英迎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出来了?”周恩来点点头，疲倦的脸上现出一片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周恩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签到簿上勉强地写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手抖得厉害，他签的字像无数个珠子串起来一般。

　　叶剑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本准备由他自己致的悼词递给周恩来，请他来做这项工作。周恩来接过悼词，掏出笔逐句逐字地审看着，不时地作一些小的修改。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缓步走到话筒前，扫视了一眼大厅里的老同志们，慢慢拿起悼词，声音哽咽地念道：“同志们……”他拿着薄薄的一张讲稿，像举着千钧重物一样手抖个不停。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赞颂他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抬起头时，惊异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他连续鞠了7个躬。

　　仪式后，贺龙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81号的骨灰匣里。此时，共和国元帅中已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的骨灰先期安放到这里。在这里，贺龙将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受到后人的瞻仰、怀念与追思。

　　程世刚 据《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