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沈昌文先生，在读书界可谓鼎鼎大名。这位原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读书》杂志的前主编，虽然被誉为“出版界泰斗”和“文化界元老”，但他本人的自我定位却一直是“小书商”、“书贩子”、“业内临时工”，退休后的他还干脆为自己贴上了一个“不良老年”的标签。最近，自称“不良老年”的沈先生推出了一本名为《书商的旧梦》的小书，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回顾了自己五十多年来“喜读闲书、多说闲话、常管闲事”的书商生涯，同时也对自己因贩书而结交的那些“闲朋友”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记录与描述。

　　作为一名书商，沈先生首先申明自己并不是出版界的“乖孩子”，而是一个“淘气孩子”。他的读书重形式甚于内容，爱读那些写得精妙而意识可疑的书，“有时还免不了‘杀头还赞好快刀’”；他策划出版选题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常常把策划大权交给那些聪明过人的作者和译者，出什么书、选什么题，更多的是在同他们茶余饭后聊天时“于无意中得之”；他喜欢结交文化界的各色人物，爱凑热闹，爱品美食，爱听流行音乐，尤其对邓丽君的歌曲情有独钟，以至于凡涉及邓丽君的各种纪念品，只要遇到，他都会尽力收罗并用心珍藏。沈先生的编书也同样是新意纷见、奇想迭出，他善于发掘有勇气有才华的作者和能够得风气之先的新书旧著，同时也善于剑走偏锋、奋力挣脱各种体制与人事圈子的纠缠，为读者奉献出最新最美的东西。回顾沈先生数十年间的出版历程，你会惊异地发现，原来曾经有那么多的好书都是经沈先生之手编辑出版的，像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房龙的《宽容》，以及瓦西列夫的《情爱论》等等，这些书籍一经面世，无不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而且一版再版、长销不衰，成为一道又一道惠泽书林的美丽风景。

　　谈沈先生，当然不能不谈《读书》。当年由沈先生执掌的《读书》杂志曾经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座重镇，这本小小的杂志既培养了一代人的阅读风气，也发表过许多石破天惊的文章，引发过一次又一次思想文化界的大讨论，虽然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足以起到推动社会思考乃至启迪民智的作用。沈先生以一种看似无意、实是有心的笔法披露了这些文章得以发表的内幕，并由这些文章牵引出一大批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诸如金克木、吕叔湘、王佐良、张中行等人，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化名人的音容笑貌，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通过一本杂志生态环境与生存状况的逐渐变迁，看到了当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博士曾经这样说过：“编辑也是书籍的‘创造者’之一，他的素质与见识、品位、工作热情、态度的认真，都有关系。好编辑不能单靠经济条件培养：他的才干是基于文化理想累积起来的。”退休后的沈先生虽然自谓“每天只拣好看的书读、好玩的事做”，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做书的理想。沈先生的书商旧梦有些可能已经实现，有些可能尚未实现，但不管怎样，他总是通过做书最大可能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诉求，同时，也为后来的出版人累积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