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刘亚楼有关人物的14年采访，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并参考老同志的回忆，真实地披露了刘亚楼上将与高层人物交往的秘闻趣事及重大事件内幕，展示了他的参谋之功、领军之才、治军之道及为人之诚……

　　“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要容易”

　　1954年国庆期间，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祝典礼，提出了请苏联帮助中国搞原子能、核武器的想法。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这年10月，经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周恩来的精心策划安排，被美国羁留整整5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回到祖国。此时正赶上中国制定12年科学规划，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到底应该搞什么？中央军委的意见是优先发展航空飞机，掌握制空权。

　　在征询钱学森的意见时，他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航空飞机固然要发展，但当务之急还是应首先发展导弹，发展航空飞机的重要性赶不上发展导弹。

　　直教将帅们大眼瞪小眼：为什么呢？

　　在美国就已是火箭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解释：导弹有很高的马赫数，比声速还要快，导弹的马赫数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声速的10倍、20倍。超音速飞机最多也就是两倍。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打导弹，门都没有。

　　一来二去，刘亚楼和钱学森也就熟了，不时虚心地向这位从事喷气技术与火箭技术研究的教授科学家请教。

　　刘亚楼不明所以，钱学森分析说：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得靠经验积累。飞机的材料至关重要，要能经受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而导弹的材料却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要容易。

　　刘亚楼听懂了，认为这是个惊人的理论。后来，经过群英会论证，在编制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充分吸收了钱学森的意见。

　　为了缩短导弹技术起步阶段的摸索过程，中国政府曾就建立和发展中国导弹技术同苏联政府举行谈判。苏方只同意接收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和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即苏联仿制的德国V-2导弹），以及相关的资料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从事导弹研究的人才不够，负责导弹计划的聂荣臻元帅便盯紧了空军，他知道刘亚楼手中有宝贝。

　　1951年，刘亚楼为了适应空军建设的长远需要，建议从部队挑选一批年轻优秀的军人，不惜血本送到苏联学习最新技术。中央军委同意这项建议，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中又精挑细选出孙家栋等30名优中之优者。

　　1958年初，孙家栋等23名高才生从苏联学成回国。爱才如命的刘亚楼，心中打着美好的小九九：有了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这些金牌毕业生，中国空军大干快上就更有望了。没想到，聂荣臻却盯上了他们，要把这些军校状元全部调走。

　　刘亚楼再怎么心疼，也要服从发展导弹的大局，但一面也“讨价还价”，恳求聂荣臻：聂帅，你要人，我不敢不给，但至少给我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他特别点了孙家栋的名字。

　　聂荣臻答应了，但看到刘亚楼如此瞩目孙家栋，知道含金量，硬是把他挖走。后来，孙家栋成为“两弹一星”专家组的主要成员。

　　火箭、导弹的研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原子能核武器也开始启动。

　　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开国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