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的文章，称华南虎事件中假如是周正龙与地方政府做假，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所致，即中央的财权过大，财政体制不民主，所以地方不得不编制项目去中央套钱，甚至不惜做假。他认为，地方的造假行为是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是正当的。而网民将“打虎棒指向周正龙和地方政府，有失公正”，“算什么英雄”？

　　应该肯定，何兵先生以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将这场争论引向深入。实际上，不仅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其他方面，目前为止，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还有需要进一步理顺的地方。比如中央在一些地方收取税收过多，对地方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后劲有所影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起改革开放前，今天地方的权力又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1949年以后，这种情形变得更加明显。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央集权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仅仅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机构而存在。

　　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分权、地方扩权的历史。时至今日，关系虽未完全理顺，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提高，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尤其是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方面成为主导者，其角色也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转变为能够与中央政府对话的代表地方的利益主体。这种转变从宏观的、长远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必要的，但正如何兵先生所言，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化。

　　新的问题是，在中央政府的管束相对松弛，地方政府获得充分的自主权之后，地方政府在做好事更加得心应手的同时，在做不好的事情方面也顾忌少了很多。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行政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作为：从消极抵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到地方保护主义，从乱作为的政绩工程到乱征地、拆迁扰民、侵犯公民权利等，从削减公共开支到政府成本膨胀。面对这种种乱象，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央政府必要地放松了对地方政府的管束后，谁来约束地方政府？谁能解开中央与地方之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纠结？其实答案也不复杂，只有公众！地方政府不能没有约束，在中央政府放权后，只有公众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质性的参与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才能规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落实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对地方政府约束实属有限。

　　回过头再看华南虎事件，尽管何兵先生认为地方从中央 “套钱”是正当的，但在地方政府缺少监督的现实语境中，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套来的钱有多少能够用于国计民生。假如华南虎并不存在，那么中央下拨的华南虎专项保护经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假如华南虎存在，在经费使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又有多少能真正用到华南虎身上？

　　而恰恰是被何兵先生指为“算什么英雄”的网民，表现出了可贵的参与精神和监督意识。虽然仍然缺乏稳定的参与和监督的途径，但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形成了对有关部门和个人的压力，看起来会阻止一次我们屡见不鲜的地方政府对纳税人所交税款可能的滥用。这样一个例子生动地告诉我们：中央仍要放权，地方仍要扩权，但是，人民一定要参与、一定要监督！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