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李季平专栏】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10月26日召开的十届人大第30次会议上表示：检察机关始终把加强对职务犯罪侦察活动的监督摆在重要位置，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全面推行询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中国青年报》10月27日）

　　推行在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固定关键证据，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诬陷办案人员，也有利于防止询问中的刑讯逼供。实行这一制度，既然是对犯罪嫌疑人和办案人员双方都有益处，是一种进步之举、正义之举，那么，为什么只限于在审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使用，而不对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使用呢？

　　客观地讲，在我国每年立案或审结的大量案件中，职务犯罪仅占很小的一个比例。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3月11日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2005年全国共批准逮捕各种刑事犯罪嫌疑人86万多人，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万多人，仅占全部批捕嫌疑人的5％左右；另据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3月向“两会”作的报告，2006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理刑事类案件245254件，职务犯罪类案件23733件，仅占到刑事案件数量的十分之一。

　　如果我们只对职务犯罪部分的犯罪嫌疑人，询问时采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而对大多数非职务类犯罪嫌疑人仍采用传统的审讯方式，势必给公众造成即使成了犯罪嫌疑人，仍然是官民有别、官贵民贱、有违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的印象。因为顾名思义，有资格成为“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能够享受“全程录音录像”询问“待遇”的多是“官员”。

　　在司法公正方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是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多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如轰动全国的湖北佘祥林案、河北的李久明案等，而职务犯罪中的此类案件，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司法系统的腐败行为时有发生，越来越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三是对职务类犯罪，尤其是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案件，最终结果有相当部分量刑趋轻，公众感到无奈与茫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注意的是：普通公民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后，在审讯程序以及取证方式上的公平与正义问题，至少应当与职务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现代化询问方式相同。

　　再者，从投入的成本来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在案件的审讯过程中应用，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其并非是多么尖端的高科技，这一监控方式，近年来在我国的金融、交通、教育、商业以及大型公共场所都已普遍采用，而司法部门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无论是我们国家的财力状况，还是从法律技术手段需求看，都应全力采用这种询问方式，不能仅限于职务类犯罪。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表现在遵守国家法律、量刑定罪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官员的职务犯罪，还是非官员的其他种类的犯罪，在讯问、审理程序上，采用先进的、现代化的审理方式和取证方法，也应该一律平等，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正义之举。

　　（作者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