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先生大概这一两年受到责难太多，“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于是也撰文在报纸上“反击”某些舆论的偏颇，7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王旭明的文章———《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

　　没有料到的是，王的文章出来后，各种“反击的反击”此起彼伏，看来王先生的“如意算盘”似乎打错了，本想摆事实讲道理，结果却是“越描越黑”，心里难免要生回闷气。

　　不过，王先生“贵”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能主动拿起笔杆子在媒体上公开和庞大的舆论辩论叫板，甚至不怕招致更多的唾沫星子和板砖鸡蛋，勇气的确十分的罕见。在笔者的印象里，尽管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在全国陆续推广，论历史也有几年光景了，但面对舆论反应和发言人发言南辕北辙的结局，能站出来在媒体上公开发文辩论，王旭明似乎是第一人了。如果再看看传统的那种面对非议，发言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简单地以“曲解、误会”搪塞的习惯性动作，王先生这次不惜笔墨系统阐述的方式，抛弃曾经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的官腔程式，主要是基于常识道理之上的辩解，即使也有片面之处，但平等对话的姿态还是让人耳目一新。抛开具体争议里的是非对错，高官公开发文与舆论平等辩论的现象，多少给人一种“官本位”走下神坛的味道。

　　这些年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遭受媒体公开批评的官员之级别在抬升，尤其是和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某些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屡屡成为诟病责难的靶子。一个人或一个政府，一旦要杜绝来自外界的批评，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成了隋炀帝式的悲剧人物，那么一个政府也就成了王小波笔下花喇子模国式的笑谈了。所以，政府和官员应对媒体以及舆论批评的态度和反应，也将成为一种全新的执政能力。

　　各级政府或某些高官开始以一种开放的胸襟面对媒体批评，但这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进步，更多取决于个人自身的个性和素养。如果政府或高官与媒体舆论之间不酝酿出一种平等、理性的辩论对话机制，那么这种单向度进步就只能成为一种“花瓶式的文明幻象”，最大的价值就是宣泄公众心中积压的尾气了。

　　王旭明先生也许只是实在按捺不住而有话要写，其实写了什么、辩论了什么并不重要，值得期待的是这种辩论无形中打破了政治文化里的身份禁忌和话语特权，有意无意叩响了一扇大门———文明即对话。当下中国出现诸多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很多实际上可以归为利益博弈，而利益博弈往往转化为身份博弈、话语权博弈、影响力博弈。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领域，制度的利益落脚点究竟落在何处，是某些利益集团还是广大民众，它的这一合法性会从根本上影响公众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所以，让民众适当参与制度的设计，让民意的表达影响制度的设计，首先表现为尊重民意，习惯性地和公众进行对话，在一种平等的尊重的氛围内探求制度与民意的对接。

　　王旭明先生一不小心叩响了“文明即对话”的大门，其他新闻发言人呢，其他的官员呢，是习惯性地进行太极推手、高高在上地点头摇头，还是大胆地走下官本位与舆论公开辩论，构建与公众的对话路径？

　　强烈期待那些屡遭诟病的部委发言人也拿起笔杆子，和媒体及舆论笔战一番，将真理越辩越明，把与公众的距离越辩越近。

　　（作者胡志勇系《华商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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