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常常翻阅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书信用语词典》。作为床上厕上双料最佳读物，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多愉悦的享受。该书里都是些似乎没什么用处但却又似乎很有些内容的东西，这对一个害怕思考严肃问题，而又对新鲜事物满怀好奇的人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尽管其中很多稀奇古怪的词儿我这一辈子怕也用不上，但读读看看还是会觉得很有些意思。

　　比方说吧，看这本书前，我就从不知道写信时要和别人说“我最近很忙”，除了可以用“忙碌”这个词，还可以说成是“栗碌”、“栗鹿”、“栗六”、“历落”、“历碌”，或者“历六”。这样的词语和说法，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有的其实就是一般的文言词汇，但还有很多就是专门的书信用语。

　　当然，看多了，有趣之余，也难免生出些感慨：古代人可真不容易，写封信还得这么多规矩，我若不幸生于彼时，一定宁可把话都烂在肚子里。按说，古人应该善于写信才对，因为除了写信也别无其他远途通讯方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把写信搞得很不人性化。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里，有个小伙子一张嘴就“我出了村儿过了河”，旁边的乡亲们急了，纷纷表态———“拣要紧的说哎！”我觉得，很多前辈先贤，都好像是一到写信就忘了“拣要紧的说”的道理。

　　几十年前，林语堂写过一篇叫做《怎样写“再启”》的文章，里头说，他最爱读朋友书牍后的“再启”，因为“再启”的部分往往才是那花拳绣腿后的夺命刀、机枪掩护下的爆破筒，是那千斤难敌的四两、九浅之后的一深。有一封被林先生定为“神品”的信，出自一位中学教员，收信人是该校校长。寒暄之后，作者先以“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开篇，其后过渡到“学问荒芜，问心有愧”，最后落在提出“解约离校”，然后才是“顿首”之后画龙点睛的一行———“再启者，先生如悯其愚昧，赐加薪俸五元，辞职的话，全盘取消。”

　　单从最后一行来看，前人一语中的的本事一点也不差。我后来想，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的文人太善于写信了，后来写信时就越来越文雅，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美，越来越艺术，那些套话也说得越来越顺溜儿，不说就觉得于己于人都是极大的遗憾。当然，往远处说一点，似乎也不只是写信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很多本来该“拣要紧的说”的事儿就是这样越来越艺术、也越来越糊涂起来的。

　　我真正喜爱并推崇的书信写法，是白居易给邻居老刘头儿写的小纸条儿———“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郑板桥文言里掺着大白话儿跟弟弟漫天胡扯的家书———“不知盗贼则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什么便拿什么去。”此外，便是我前几天的手机短信———朋友设饭局，短信问我：来？我回：嗯。朋友说：快。我回：好。

　　今后我国凡作书信者，请以白居易、郑板桥、东东枪三人为榜样。

　　东东枪：专栏作家，网站编辑。专栏文字散见《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报刊。

　　断魂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