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山东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赠的热潮。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从市委书记到水电维修工，从集团公司到个体工商户，全都参与其中。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在这创纪录的募捐成绩背后，则是一双强大的政府推手在运作。该市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更是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

　　（6月13日《新京报》）

　　理直气壮地索要慈善，索要不到还可以责骂，人们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索捐”。索捐行为是对慈善家的道德绑架，也是对慈善文化的严重侵害。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浅显的道理：慈善从来都是一种自由，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强制，一种义务———这是慈善与税收的最大区别所在。无论一个人多富有，无论一个人多贫穷，皆不构成富人必须慈善，而穷人必得慈善的理由。自愿是慈善行为的最大原则，慈善只能是一种出于个人道德自由选择的“实然”行为，而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上必须履行的“应然”责任。

　　在我看来，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设定明码标价的捐款标准，将募捐成绩纳入绩效考核，尽管出发点也许不坏，但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索捐”———花别人的钱攀比自己的政绩，这样的好事，哪个领导愿意错过？

　　人们乐于慈善，并非真的不求回报，只不过交易的筹码是他人的尊重和自我的愉悦。因此，“痛苦的慈善”一定是非慈善。“行政索捐”正是这样一种“痛苦的慈善”，它是被外力胁迫的结果，而不是个人自愿的选择，“慈善”过后不仅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自我的愉悦，不“慈善”反而要遭受各种为难。“行政索捐”下的慈善都是假慈善，往捐款箱里扔钱的时候，心情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经过这样的慈善活动“洗礼”，只能让人远离慈善，痛恨慈善。

　　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的确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其中需要政府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完善有关慈善的法律保障，比如扩展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但惟独不需要通过行政方式劝募，不需要“行政索捐”。因为“行政索捐”不是对慈善文化的弘扬，而是对“权力文化”的炫耀。（舒圣祥）